孔门弟子
02-07-01, 00:21
东汉末年黄巾乱起，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而此时由于外戚宦官交替执政已经腐败不堪的汉王朝之所以没有立即灭亡，主要是靠皇甫嵩、朱俊等一批既有谋略又忠于朝廷的儒将的不懈努力，才挽大厦于将倾。但这一批儒将又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墨守愚忠，不能行非常之谋，以致于上之朝廷继续昏乱，下之群雄割据蜂起，无法挽回东汉王朝灭亡的命运。但对于皇甫嵩等个人来说，却是以他们不朽的功业和高尚的品德，在大汉帝国的夕阳中，奏响了一曲雄浑壮丽的悲歌。
皇甫嵩是习儒家诗书长大的，史载其“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皇甫嵩有勇有谋，是讨伐黄巾军的最主要将领。皇甫嵩初讨黄巾，进保长社。黄巾贼波才引大众围城，嵩兵少，军中皆恐，皇甫嵩乃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当晚用火攻大破贼兵。又进讨汝南、陈国黄巾，追波才于阳翟，击彭脱于西华，并破。余贼降散，三郡悉平。后又于广宗大破张梁，斩梁，获首三万级，再破张宝于下曲阳，又斩之。首获十余万人。至此，黄巾主力完全被消灭，皇甫嵩立了首功。皇甫嵩即被拜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合八千户。
在平定黄巾过程中和平定后，皇甫嵩都鲜明体现出他的儒将特色。在作战过程中，嵩温恤士卒，甚得众情，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帐。军士皆食，己乃尝饭。吏有因事受赂者，嵩更以钱物赐之，吏怀惭，或至自杀。从以上行为看，皇甫嵩受汉代礼教思想影响，爱兵如子，在一些不必要的小事上，也完全循礼而行。让我们尊敬的同时，也暴露出他的迂腐。
黄巾平定后，嵩奏请免冀州一年田租，以赡饥民，帝从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平定贼乱，先想到黎民百姓，是儒将本色。
但真正显示皇甫嵩之伟大与局限的是下面两件事。
一、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劝皇甫嵩利用手中掌握的军权和此时巨大的名望推翻腐败的汉王朝，自立称帝。
他对皇甫嵩说：“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几也。故圣人顺时而动，智者因几以发。……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又说：“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
就当时的形势来讲，如果皇甫嵩真率军进逼朝廷，朝廷绝对是无力抵抗的。因为他这时的实力和声望比稍后的董卓都要强。但由于他的礼教思想影响，他绝对不会像董卓那样做的。也更不可能像阎忠所劝的那样称帝自立。皇甫嵩对阎忠是一口回绝，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
如果我们撇开皇甫嵩的愚忠来看这件事，我认为，皇甫嵩如果真要对汉王朝尽忠，他可以不去称帝，但他如果能以其实力做后盾，于朝廷上驱逐十常侍等腐败官吏，对地方上镇抚怀有不臣之心的地方军阀，则汉王朝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至少也能为天下百姓多延续几十年的安定生活。皇甫嵩让人可悲可叹之处在于连这一步他也不敢走出。
皇甫嵩最后对阎忠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图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奏、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忠知计不用，因亡去。
我们站在现在的角度回观历史，也许皇甫嵩是预见到了如果像董卓那样去做的话，就会出现董卓后来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即所谓“人未忘主，天不祐逆”，不仅会加速朝廷的灭亡，还会让自己留下千古骂名。他不能断定事情一定会怎样发展，于是他便选择了一条稳妥、保守的路。这也是他因于其所受时代思想的影响所必然会作出的一种选择。
二、这第二件事是因于第一件事而来的，就是皇甫嵩对待董卓的态度。
皇甫嵩与董卓一起讨伐黄巾，有几次，董卓进攻不能成功，而皇甫嵩却取得成功，使董卓在惭愧的同时嫉恨皇甫嵩。（“卓大惭恨，由是忌嵩。”）
后来朝廷降诏让董卓把兵权交给皇甫嵩，卓不从。嵩从子郦时在军中，说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杖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
皇甫郦这个建议实际上是非常合理的，在当时来说，又是完全可行的。可惜皇甫嵩既然已经在对待朝廷问题上选择了那条谨慎保守的道路，在对待董卓问题上，也无法再做出有气魄的举动了。皇甫嵩的回答是：“专命虽罪，专诛亦有责也。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于是上书以闻。帝让卓，卓又增怨于嵩。后来董卓当政后，自然寻借口要杀掉皇甫嵩。皇甫嵩只是由于其儿子皇甫坚寿与卓交善，才得以免死。但此后，即使他再想挽救汉王朝，也无能为力了。
惜哉痛哉！
皇甫嵩是习儒家诗书长大的，史载其“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皇甫嵩有勇有谋，是讨伐黄巾军的最主要将领。皇甫嵩初讨黄巾，进保长社。黄巾贼波才引大众围城，嵩兵少，军中皆恐，皇甫嵩乃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当晚用火攻大破贼兵。又进讨汝南、陈国黄巾，追波才于阳翟，击彭脱于西华，并破。余贼降散，三郡悉平。后又于广宗大破张梁，斩梁，获首三万级，再破张宝于下曲阳，又斩之。首获十余万人。至此，黄巾主力完全被消灭，皇甫嵩立了首功。皇甫嵩即被拜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合八千户。
在平定黄巾过程中和平定后，皇甫嵩都鲜明体现出他的儒将特色。在作战过程中，嵩温恤士卒，甚得众情，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帐。军士皆食，己乃尝饭。吏有因事受赂者，嵩更以钱物赐之，吏怀惭，或至自杀。从以上行为看，皇甫嵩受汉代礼教思想影响，爱兵如子，在一些不必要的小事上，也完全循礼而行。让我们尊敬的同时，也暴露出他的迂腐。
黄巾平定后，嵩奏请免冀州一年田租，以赡饥民，帝从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平定贼乱，先想到黎民百姓，是儒将本色。
但真正显示皇甫嵩之伟大与局限的是下面两件事。
一、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劝皇甫嵩利用手中掌握的军权和此时巨大的名望推翻腐败的汉王朝，自立称帝。
他对皇甫嵩说：“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几也。故圣人顺时而动，智者因几以发。……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又说：“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
就当时的形势来讲，如果皇甫嵩真率军进逼朝廷，朝廷绝对是无力抵抗的。因为他这时的实力和声望比稍后的董卓都要强。但由于他的礼教思想影响，他绝对不会像董卓那样做的。也更不可能像阎忠所劝的那样称帝自立。皇甫嵩对阎忠是一口回绝，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
如果我们撇开皇甫嵩的愚忠来看这件事，我认为，皇甫嵩如果真要对汉王朝尽忠，他可以不去称帝，但他如果能以其实力做后盾，于朝廷上驱逐十常侍等腐败官吏，对地方上镇抚怀有不臣之心的地方军阀，则汉王朝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至少也能为天下百姓多延续几十年的安定生活。皇甫嵩让人可悲可叹之处在于连这一步他也不敢走出。
皇甫嵩最后对阎忠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图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奏、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忠知计不用，因亡去。
我们站在现在的角度回观历史，也许皇甫嵩是预见到了如果像董卓那样去做的话，就会出现董卓后来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即所谓“人未忘主，天不祐逆”，不仅会加速朝廷的灭亡，还会让自己留下千古骂名。他不能断定事情一定会怎样发展，于是他便选择了一条稳妥、保守的路。这也是他因于其所受时代思想的影响所必然会作出的一种选择。
二、这第二件事是因于第一件事而来的，就是皇甫嵩对待董卓的态度。
皇甫嵩与董卓一起讨伐黄巾，有几次，董卓进攻不能成功，而皇甫嵩却取得成功，使董卓在惭愧的同时嫉恨皇甫嵩。（“卓大惭恨，由是忌嵩。”）
后来朝廷降诏让董卓把兵权交给皇甫嵩，卓不从。嵩从子郦时在军中，说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杖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
皇甫郦这个建议实际上是非常合理的，在当时来说，又是完全可行的。可惜皇甫嵩既然已经在对待朝廷问题上选择了那条谨慎保守的道路，在对待董卓问题上，也无法再做出有气魄的举动了。皇甫嵩的回答是：“专命虽罪，专诛亦有责也。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于是上书以闻。帝让卓，卓又增怨于嵩。后来董卓当政后，自然寻借口要杀掉皇甫嵩。皇甫嵩只是由于其儿子皇甫坚寿与卓交善，才得以免死。但此后，即使他再想挽救汉王朝，也无能为力了。
惜哉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