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
05-07-09, 20:15
“桨声若语摇入梦，篝火昏黄月半明”－－楚国“王挂名相理政”制度的终结
【前言】
但凡群雄并起的时代总是很容易吸引我们眼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今回忆起来都会引得国人发出无尽的感叹，正是七雄在各个领域的争荣斗艳才造就了那个时代的盛况空前（其实也是绝后了），而这样的时代似乎离我们太远太远。好在还有网络，好在还有三联可以让我们从某种程度上体验那早已逝去的温存。正如战国七雄时代那样，构成了三联（至少是曾经的三联）迷人的很重要一方面原因，便是每一个国家的各有特色的组织结构，而即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管理体制也不尽相同。
天老一度认为，一个国家的组织形态完全取决于该国君主的理念，或者说意愿。后来觉得不尽然。若是将意愿换成性格或许更合适些，而且性格某种程度上可以包括能力，能力的高低、特长的所在以及风格的异同，从根本上说都是性格决定的。不是说性格决定命运么，可惜不只是个人的命运，甚至是国家的命运，当然，仅仅只是三联中这一虚拟的国度。最后才醒悟，原来一切之一切都离不开内外部环境，君主的意愿无论如何，唯有不违逆局势的发展趋势，君主的执政理念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贯彻。楚国“王挂名相理事”制度的终结，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该制度的优势所在】
开国伊始的楚国令多少楚人欢欣鼓舞，至今怀念起来仍是向往不已，虽然“怀念”未必是冲着楚国当时的组织结构形态去的，但是楚国当年盛极一时，不能说和当时的制度完全无关。项王本人的魅力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在他的魅力所左右下，才得以组建一健全的团队，才得以有继逍遥津（秦国前身）后三联第五个势力－－楚势力诞生。可是也正是项王本人的个性，决定了开国后所采取的政权结构。项王先后任命趙雲、锦帆贼为丞相全权代为处理国政，自己则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生活，唯有朝廷有的大的方针需要各国元首商议，或是楚势力政策走向必须决断之时，他才会偶尔露面。这一现象在他二次执政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以至于当时六部主官当中居然都有只闻尚名未谋王面者，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个神秘楚王的领导下，楚国达到了她的历史顶峰，并且在新任楚王街舞风雷沿用该制度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以及超乎想象的凝聚力，在外人看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可以用常理论证的事情。
谜底其实很简单，那便是相权在楚国潜规则中被赋予的地位，以及丞相个人能力的强悍弥补了王权的相对缺位，造就了楚国模式的奇迹。纵观楚国开国至零三年夏的历任丞相：趙雲、锦帆贼、影岚、霍光、愍棍、文子君、雪子玉…，无一不是曾经叱吒三联的风云人物，在无数个时间无数的场合，无数次改写了三联的历史。
曾几何时，天老沉醉并执迷于类似于德国议会共和这样的体制：王挂名、相理事，一方面“相理事”保证了国家有序的运作并没有受到“王挂名”的影响；另一方面，“王挂名”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国家领导人新陈代谢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燕国当年的政变便是源于区野鹤的卸任，而吴国南咏信登基后黄巾外交政策的突变亦是王更迭的负面效应的另一个表现方面），对维持国家稳定并增进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降低了国家结构整合以及政策调整的成本。
也正是这一制度的优点以及楚国体制的历史渊源，才使得三联朝廷决定借鉴黄巾三公模式放开双相制后，不少国家纷纷将之前体制社区化之时，楚国却采取了犹疑和观望的态度，令无数居民困惑不解。而事实上，楚国确实也是七国中实施双相制最晚的一个国家。
然而，就是这一优点诸多的制度，在雪子玉登基后不久，却走向了终结。而一向不被楚人认可双相制则最终移植到了荆楚这片土壤，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竟然克服了最初的水土不服，甚至发芽散叶，最终茁壮成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必须从项王所处的时代特征，以及“王挂名相理事”制度的先决条件以及先天性缺陷说起…
【时代特征与先决条件】
在天老的三联辞典中，广义上的项王时代除了文王开国、文王二次执政两个时期外，还应当包括冰娃娃以及庄王街舞执政的半年多时间，即自零一年秋至零三年夏这两年的时间，都应属于广义上的项王时代，之所以称为项王时代，不光是因为期间项王执政时间最长，还因为“王挂名相理事”机制的初创者即是项王本人。而这期间的时代特征是怎样的呢？我们暂且从三个方面来说。
楚国内部的状况可以参见天老的另一篇文章《枫叶红时忆荆楚，白云深处问轮回－－鼎盛时期的楚国》，在此略过。
而三联的状况是怎样的呢？魏国先后经历四大天王时代（花一缺、杨修德祖、屠龙宝刀、於夫罗）和三剑客时代（公子慕容、陆子云、风华之神）；吴国便是与三联文艺鼎盛齐名的“梨王猫相”时代；而蜀国在刘理、魏延、汉关云长、挡我者死、闲云鹤以及风云龙的带领下，逐步走向复兴；秦国则是君临天下的金风细雨楼极盛的时期，而黄巾在以许贡等三公带领的团队的建设下，后来居上，成为三联很有分量的一个势力。（其时燕国开国不久，而且燕国风格独特，略过不谈）这个时候的朝廷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三府六寺的建制完善并成熟，大司徒夏侯霸亲力亲为，一个开明、公正、平衡的三联朝廷成为后世可望不可及的典范。如果三联自始至终都是人治而非法制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三联的人治则是所有时期中最为逊色的，单是夏侯霸本人多次收回越权的职责，改由相关部门重新讨论执行便可看出。
而整个互联网又是怎样的状况呢？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三联是两千年夏天成立的，而一直到第二年的同期，以“江湖”和“第九城市”为代表的文字、图形MUD都还是网络游戏的主流，与以联众为代表的棋牌网游分享蛋糕。即便是零一年夏一直到零二年底，以“传奇”为代表的新兴网游影响力仍然有限，不足以阻碍三联的正常发展。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正是互联网向中国的第三四级城市高歌猛进的时期，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注入互联网的同时，有很大一部分分支流向了AD184。
不用说，这样的时代特征已经不再存在。而“王挂名相理事”制度的先决条件便是有足够优秀的人才拜相理事，同时还必须有足够多的人才构建着楚国的基层，一旦先决条件不再存在，那么该制度应该何去何从呢？
【先天性缺陷】
问题不仅仅出在先决条件，“王挂名相理事”制度还有着其先天性的缺陷。即：先王逝去后，以怎样的途径选拔出德高望重的新王接任。在王国国家，这似乎不是问题，王室后代们的血统本身就是德高望重的的诠释。然而同样的方式放在三联，则多少显得有些荒唐。总不可能让项王现实中的儿子来即位吧？笑。而群臣中能拥有德望者固然是有，这种德望均是来源于曾经对楚国所作出的贡献，期间不少人甚至本身就是丞相，至少也曾是丞相的热门人选，这样曾经为相者登基为王后，是否会惯性使然继续行使相权呢？于是就有这样一个新问题，此时此刻如何协调王权与相权的分工。正如我们前面谈及的，在“王挂名相理政”的体制中，王权和相权当是各司其职，而不应该由任何一方越权行使另一方的权限。
表面上看，这似乎也不是问题，半归隐的老臣中不乏德望卓越者，让他们挂名称王，既不会降低到王权的威望，同时保持的相权的相对独立。
然而这一假设如果放在零三年网络游戏充斥着互联网后，三联新鲜血液极度缺乏的背景下，那么原本的“似乎不是问题”就变成了“很成问题”：很多时候由于人才的匮乏和新老的断层，原本可以躲在幕后逍遥的王，此时却不得不走向前台，兼负起丞相的职责，而丞相（双相）则和大将军等一品大员一道替代了三司的角色（尚书令、中书令这一级别的），而三司却行使原本属于六部的职权，六部尚书反而实际倒退到以前侍郎的地位，转而成为三司的辅助，尽管名义上他还是主官，但是很多事务上决定权却丧失了。其实这一现象各国都有，三联无数个仁人志士都察觉到了“官职贬值”的现象，但是却又无力制止，只得无奈的接受。这一现象的直接结果便是王权的实际权力在不自觉中不得不扩大，相权逐渐融合到王权当中。
另外一个直接原因便是，在三联社区设置上对王权相权的分工。这仿佛有些搞笑，既然社区都将王权相权有所分工，那么为何反而会促使王权相权的融合呢？众所周知，三联的相权在杨修德祖入主朝廷的时代便被赋予了“一条龙三部曲”的权限，即签证、户籍、任免。而列传、驱逐的权限则可以通过任免权限间接获得。这一切似乎为“相理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然而仅仅如此确实远远不够的。抛开使用甚少的“流放权”不谈，单是任免太守这一权限不被丞相拥有，多少会给“相理政”带来一定程度上的麻烦，而王拥有相的ID似乎更能提高办事效率。所以，王相相互拥有密码再自然不过。
更重要的是，很多对外场合，比如与朝廷、六势力的外交关系上，需要王露面的场合越来越多。大到在太傅府中探讨大计，小到与各势力签署文书，都必须王出场。前者是权限所限，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除非楚国本身放弃朝廷赋予的参政议政的权力，而后者直接影响到两国关系的走向，毕竟礼部出场与楚王露面，二者所表达的重视程度，至少给对方的感觉程度都是不可同等相比的。外交场合以及部分内正场合上要求王露面的越来越频繁，使得“王挂名”已经成为了一句空话。况且，三联太傅府仅仅予以各王进入的特权，使得信息来源受限后的“相理政”越来越不现实。毕竟，相一直暗中使用王的ID代行王权，是不可能太长久的。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和王直接行使相权没有本质区别了。王权相权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似乎已成定势。
【结论】
“王挂名”既然已经名不符实了，“相理政”亦已不再现实，那么对这一制度的改革便是势在必行。所以，既不能说项王是生性淡泊名利，也不是成王先天贪权恋栈，实在是“王挂名相理政”制度被另一项制度取代，在外部环境作用下已经不可避免。（事实上，如果不是外部原因允许，那么项王恐怕淡泊不了那么久，而子玉所贪恋的这个栈实在得不偿失，这个栈让他牺牲了多少的私人时间…比如他都退位这么久了，这次东观的活动又要从棺材中把他抓出来，嘎嘎）
以上便是“王挂名相理事”制度在成王子玉时期走向终结的根本原因。取代他的究竟是怎样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又给楚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可以参看天老楚国系列的另一篇文章《倦观神州烽烟起，逸者结庐映山眉－－“楚王亲政”制度下的乱世桃源 》
【前言】
但凡群雄并起的时代总是很容易吸引我们眼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今回忆起来都会引得国人发出无尽的感叹，正是七雄在各个领域的争荣斗艳才造就了那个时代的盛况空前（其实也是绝后了），而这样的时代似乎离我们太远太远。好在还有网络，好在还有三联可以让我们从某种程度上体验那早已逝去的温存。正如战国七雄时代那样，构成了三联（至少是曾经的三联）迷人的很重要一方面原因，便是每一个国家的各有特色的组织结构，而即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管理体制也不尽相同。
天老一度认为，一个国家的组织形态完全取决于该国君主的理念，或者说意愿。后来觉得不尽然。若是将意愿换成性格或许更合适些，而且性格某种程度上可以包括能力，能力的高低、特长的所在以及风格的异同，从根本上说都是性格决定的。不是说性格决定命运么，可惜不只是个人的命运，甚至是国家的命运，当然，仅仅只是三联中这一虚拟的国度。最后才醒悟，原来一切之一切都离不开内外部环境，君主的意愿无论如何，唯有不违逆局势的发展趋势，君主的执政理念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贯彻。楚国“王挂名相理事”制度的终结，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该制度的优势所在】
开国伊始的楚国令多少楚人欢欣鼓舞，至今怀念起来仍是向往不已，虽然“怀念”未必是冲着楚国当时的组织结构形态去的，但是楚国当年盛极一时，不能说和当时的制度完全无关。项王本人的魅力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在他的魅力所左右下，才得以组建一健全的团队，才得以有继逍遥津（秦国前身）后三联第五个势力－－楚势力诞生。可是也正是项王本人的个性，决定了开国后所采取的政权结构。项王先后任命趙雲、锦帆贼为丞相全权代为处理国政，自己则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生活，唯有朝廷有的大的方针需要各国元首商议，或是楚势力政策走向必须决断之时，他才会偶尔露面。这一现象在他二次执政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以至于当时六部主官当中居然都有只闻尚名未谋王面者，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个神秘楚王的领导下，楚国达到了她的历史顶峰，并且在新任楚王街舞风雷沿用该制度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以及超乎想象的凝聚力，在外人看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可以用常理论证的事情。
谜底其实很简单，那便是相权在楚国潜规则中被赋予的地位，以及丞相个人能力的强悍弥补了王权的相对缺位，造就了楚国模式的奇迹。纵观楚国开国至零三年夏的历任丞相：趙雲、锦帆贼、影岚、霍光、愍棍、文子君、雪子玉…，无一不是曾经叱吒三联的风云人物，在无数个时间无数的场合，无数次改写了三联的历史。
曾几何时，天老沉醉并执迷于类似于德国议会共和这样的体制：王挂名、相理事，一方面“相理事”保证了国家有序的运作并没有受到“王挂名”的影响；另一方面，“王挂名”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国家领导人新陈代谢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燕国当年的政变便是源于区野鹤的卸任，而吴国南咏信登基后黄巾外交政策的突变亦是王更迭的负面效应的另一个表现方面），对维持国家稳定并增进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降低了国家结构整合以及政策调整的成本。
也正是这一制度的优点以及楚国体制的历史渊源，才使得三联朝廷决定借鉴黄巾三公模式放开双相制后，不少国家纷纷将之前体制社区化之时，楚国却采取了犹疑和观望的态度，令无数居民困惑不解。而事实上，楚国确实也是七国中实施双相制最晚的一个国家。
然而，就是这一优点诸多的制度，在雪子玉登基后不久，却走向了终结。而一向不被楚人认可双相制则最终移植到了荆楚这片土壤，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竟然克服了最初的水土不服，甚至发芽散叶，最终茁壮成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必须从项王所处的时代特征，以及“王挂名相理事”制度的先决条件以及先天性缺陷说起…
【时代特征与先决条件】
在天老的三联辞典中，广义上的项王时代除了文王开国、文王二次执政两个时期外，还应当包括冰娃娃以及庄王街舞执政的半年多时间，即自零一年秋至零三年夏这两年的时间，都应属于广义上的项王时代，之所以称为项王时代，不光是因为期间项王执政时间最长，还因为“王挂名相理事”机制的初创者即是项王本人。而这期间的时代特征是怎样的呢？我们暂且从三个方面来说。
楚国内部的状况可以参见天老的另一篇文章《枫叶红时忆荆楚，白云深处问轮回－－鼎盛时期的楚国》，在此略过。
而三联的状况是怎样的呢？魏国先后经历四大天王时代（花一缺、杨修德祖、屠龙宝刀、於夫罗）和三剑客时代（公子慕容、陆子云、风华之神）；吴国便是与三联文艺鼎盛齐名的“梨王猫相”时代；而蜀国在刘理、魏延、汉关云长、挡我者死、闲云鹤以及风云龙的带领下，逐步走向复兴；秦国则是君临天下的金风细雨楼极盛的时期，而黄巾在以许贡等三公带领的团队的建设下，后来居上，成为三联很有分量的一个势力。（其时燕国开国不久，而且燕国风格独特，略过不谈）这个时候的朝廷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三府六寺的建制完善并成熟，大司徒夏侯霸亲力亲为，一个开明、公正、平衡的三联朝廷成为后世可望不可及的典范。如果三联自始至终都是人治而非法制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三联的人治则是所有时期中最为逊色的，单是夏侯霸本人多次收回越权的职责，改由相关部门重新讨论执行便可看出。
而整个互联网又是怎样的状况呢？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三联是两千年夏天成立的，而一直到第二年的同期，以“江湖”和“第九城市”为代表的文字、图形MUD都还是网络游戏的主流，与以联众为代表的棋牌网游分享蛋糕。即便是零一年夏一直到零二年底，以“传奇”为代表的新兴网游影响力仍然有限，不足以阻碍三联的正常发展。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正是互联网向中国的第三四级城市高歌猛进的时期，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注入互联网的同时，有很大一部分分支流向了AD184。
不用说，这样的时代特征已经不再存在。而“王挂名相理事”制度的先决条件便是有足够优秀的人才拜相理事，同时还必须有足够多的人才构建着楚国的基层，一旦先决条件不再存在，那么该制度应该何去何从呢？
【先天性缺陷】
问题不仅仅出在先决条件，“王挂名相理事”制度还有着其先天性的缺陷。即：先王逝去后，以怎样的途径选拔出德高望重的新王接任。在王国国家，这似乎不是问题，王室后代们的血统本身就是德高望重的的诠释。然而同样的方式放在三联，则多少显得有些荒唐。总不可能让项王现实中的儿子来即位吧？笑。而群臣中能拥有德望者固然是有，这种德望均是来源于曾经对楚国所作出的贡献，期间不少人甚至本身就是丞相，至少也曾是丞相的热门人选，这样曾经为相者登基为王后，是否会惯性使然继续行使相权呢？于是就有这样一个新问题，此时此刻如何协调王权与相权的分工。正如我们前面谈及的，在“王挂名相理政”的体制中，王权和相权当是各司其职，而不应该由任何一方越权行使另一方的权限。
表面上看，这似乎也不是问题，半归隐的老臣中不乏德望卓越者，让他们挂名称王，既不会降低到王权的威望，同时保持的相权的相对独立。
然而这一假设如果放在零三年网络游戏充斥着互联网后，三联新鲜血液极度缺乏的背景下，那么原本的“似乎不是问题”就变成了“很成问题”：很多时候由于人才的匮乏和新老的断层，原本可以躲在幕后逍遥的王，此时却不得不走向前台，兼负起丞相的职责，而丞相（双相）则和大将军等一品大员一道替代了三司的角色（尚书令、中书令这一级别的），而三司却行使原本属于六部的职权，六部尚书反而实际倒退到以前侍郎的地位，转而成为三司的辅助，尽管名义上他还是主官，但是很多事务上决定权却丧失了。其实这一现象各国都有，三联无数个仁人志士都察觉到了“官职贬值”的现象，但是却又无力制止，只得无奈的接受。这一现象的直接结果便是王权的实际权力在不自觉中不得不扩大，相权逐渐融合到王权当中。
另外一个直接原因便是，在三联社区设置上对王权相权的分工。这仿佛有些搞笑，既然社区都将王权相权有所分工，那么为何反而会促使王权相权的融合呢？众所周知，三联的相权在杨修德祖入主朝廷的时代便被赋予了“一条龙三部曲”的权限，即签证、户籍、任免。而列传、驱逐的权限则可以通过任免权限间接获得。这一切似乎为“相理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然而仅仅如此确实远远不够的。抛开使用甚少的“流放权”不谈，单是任免太守这一权限不被丞相拥有，多少会给“相理政”带来一定程度上的麻烦，而王拥有相的ID似乎更能提高办事效率。所以，王相相互拥有密码再自然不过。
更重要的是，很多对外场合，比如与朝廷、六势力的外交关系上，需要王露面的场合越来越多。大到在太傅府中探讨大计，小到与各势力签署文书，都必须王出场。前者是权限所限，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除非楚国本身放弃朝廷赋予的参政议政的权力，而后者直接影响到两国关系的走向，毕竟礼部出场与楚王露面，二者所表达的重视程度，至少给对方的感觉程度都是不可同等相比的。外交场合以及部分内正场合上要求王露面的越来越频繁，使得“王挂名”已经成为了一句空话。况且，三联太傅府仅仅予以各王进入的特权，使得信息来源受限后的“相理政”越来越不现实。毕竟，相一直暗中使用王的ID代行王权，是不可能太长久的。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和王直接行使相权没有本质区别了。王权相权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似乎已成定势。
【结论】
“王挂名”既然已经名不符实了，“相理政”亦已不再现实，那么对这一制度的改革便是势在必行。所以，既不能说项王是生性淡泊名利，也不是成王先天贪权恋栈，实在是“王挂名相理政”制度被另一项制度取代，在外部环境作用下已经不可避免。（事实上，如果不是外部原因允许，那么项王恐怕淡泊不了那么久，而子玉所贪恋的这个栈实在得不偿失，这个栈让他牺牲了多少的私人时间…比如他都退位这么久了，这次东观的活动又要从棺材中把他抓出来，嘎嘎）
以上便是“王挂名相理事”制度在成王子玉时期走向终结的根本原因。取代他的究竟是怎样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又给楚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可以参看天老楚国系列的另一篇文章《倦观神州烽烟起，逸者结庐映山眉－－“楚王亲政”制度下的乱世桃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