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完整版本 : 【完整·资料】从历史到文学——三世纪以来“孔明秋风五丈原”情节之变迁
从历史到文学:
三世纪以来“孔明秋风五丈原”情节之变迁
早些时候，我只想整理一下自三世纪以来“孔明秋风五丈原”这一情节的历史变迁过程，后来我发现了一些更新的东西，发现了真正使我心动的所在。于是陶醉般地、在历史与文学，真实和虚构中漂游沉浮，感受秋原的晚风。
当年的五丈原，究竟发生过一些什么？现在，翻开我民族的记忆，我们又看见了什么？岁月积淀、风尘变化，往事模糊成一道遥远的风景，我坐在桌前，一代代地跋涉着。
魏晋南朝：从“真相”到“偶像”
一、 陈寿的叙述：分离了的正史和故事
论“孔明秋风五丈原”情节的历史变迁，我首先接触到陈寿（233—297）的《三国志》。作为一代良史，陈寿的谨慎治学颇受推崇，时人称其“善叙事”、“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
在著史态度上，陈寿与笔力纵横的司马迁存在着显著区别。满满一部《三国志》，我们很少见到鲜活的个人话语。在采用、裁剪史料时，陈寿回避了想象、假设和丰富的历史可能性，以客观描述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外部过程为主要目的。于是，有关“秋风五丈原”，我们看到了如下记载：
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於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於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馀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这段文字单纯质朴，不具备哀感——尽管就个人情感说，陈寿对孔明崇敬有加，对其死亡也必有痛惋之意。但在这里，他稳重地埋藏了自身感情，尽量使用平淡的史家语言。籍由这些文字，作者提供给我们以下信息：
一、后主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北上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二、因为粮食供给问题，诸葛亮下令屯田，百姓与蜀军保持了良好关系；三、同年（234年）八月，诸葛亮病卒于军；四、蜀汉军退之后，司马懿行观诸葛亮营寨，赞之为“天下奇才”。
其中，（一）、（三）条是纯叙述性的、没有细节的语言，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性内核。若要将它演为文学作品的生动情节，必须借助更多、更丰满的事件性细节（无论出自历史或想象）的补充。第二条有简单的情节性，后期文学作品中多少提及了这一事实，却没有予它十分的重视和发挥——文学中我们更多地关注诸葛亮的军事才干，严格地说，第二条表现的才华不属于战争的、军事的范畴；相对来说，第四条最有价值，它向我们透露了司马懿对诸葛亮这位夙敌的尊重之意，亦从另一侧面说明：孔明某些方面的非凡才智在当时就得到了他敌对一方的肯定。
除本传之外，《三国志》还另有些相关章目，涉及到“五丈原”情节。
其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秋八月，亮卒渭滨。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大赦。以左将军吴壹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
对于诸葛亮生前在五丈原的经历，《后主传》并没有提供什么新鲜的信息。有价值之处在于：一、它记载了诸葛亮死后，蜀汉内部魏延和杨仪间争权夺势的矛盾，这一矛盾最终导致魏延之死：而据我们所知，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学的作用，“魏延之死”在后世作品中变得与诸葛亮息息相关。二、它明确提出，诸葛亮后，继其位、总统国事者为蒋琬——陈寿的笔法依旧非常简单，他没有提到蒋琬担任尚书令的具体过程和原因，只简单地陈述了这一结果。
其二、《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载：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
一些新鲜的信息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一、诸葛亮病重时，曾与部下商议退兵之事。可惜的是，《三国志》中陈寿没有记载“退军节度”里有关如何对抗司马懿，使三军安然归蜀的具体内容，只简略说明由姜维、杨仪负责此事 ——在后代野史、小说中，这却是一环非常重要的情节。二、商议退军时，诸葛亮将魏延排除在外，他并且估计到魏延可能不接受安排：这透露了在诸葛亮死前，他与魏延之间确实存在矛盾；但是很显然，此矛盾并未强烈到诸葛亮要“遗谋斩魏延”的地步（“斩魏延”是后代一个著名情节，也由此引发大量翻案之作），“军便自发”是诸葛亮期望的、忽略矛盾以求解决的途径，这也正与他“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 之心切合。
其三、《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
是月，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
……司马宣王与亮相持，连围积日，亮数挑战，宣王坚垒不应。会亮卒，其军退还。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交战中曹魏的态度：明帝下令“坚壁拒守”、“以逸待劳”，魏军统帅司马懿遵守了这一旨意，诸葛亮屡向魏军挑战，司马始终不与交锋。遗憾的是，这段文字没有勾画出鲜活的司马懿形象：他更多地像一个谨遵圣命的将领，却不具有足与诸葛亮相匹的战争态势。
其四、《三国志·魏书·辛毗传》载：
青龙二年，诸葛亮率众出渭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
一个新的人物出现在诸葛亮与司马懿之间，仲达的态度也表现得更为鲜明、激烈。基本情势是：早些时候，司马懿屡次请求与诸葛亮交战（这显然是一个积极的形象），明帝始终不允；渭南五丈原时，明帝与司马间的不合意见进一步发展，皇帝陛下甚至担心其臣子不能严守旨意，便专门派辛毗持节为证，节度军队，此举的结果——六军“莫敢犯违”，也成了辛毗的功绩之一。
这些文字同时使我们读出了一点潜在疑问，其中也许还包括了陈寿刻意遗留的历史空白：明帝为何一再阻止司马懿与蜀汉交战，并对本国的军事行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担心？深知“军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司马懿，为何只是一再“要求”出战，从不权宜行动？后世文史作品对此作出了可能的解释，在空白处填上鲜艳的色彩，尽管它未必真实，推测和想象却使人欣喜。
通过《三国志》文字，我们简单了解到“五丈原”情节的组成要素：
诸葛亮伐魏，军驻五丈原，下令屯田；司马懿与蜀军对阵，诸葛亮主动挑战，司马屡欲正面交锋，却为魏明帝旨意束缚，明帝甚至令辛毗持节，令三军不得出战；其秋八月，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中，时年五十四岁。死前，他曾避开魏延，与杨仪、姜维等人商议退军之事。后蜀汉安然退军，面对诸葛亮的营寨部署，司马懿发出了“此天下奇才也”的感慨。
必须承认，正史中“五丈原”情节没有特别能打动人的部分。这只是两国之间寻常的军事交锋，一方的保守态度压抑了战争的变化莫测和可能的精彩，因为缺乏有关双方交往的具体情节，沉默的对峙显得枯燥、乏味。
仔细想来，与一般战事不同的，只在于有位丞相死在军中，可惜这位丞相的神态竟如此单薄，他没有说过一句属于自己的话，也没有任何情态的表现。面对敌军的坚守和自己将尽的生命，他没有笑容亦没有悲愁，没有忧虑也没有感叹。同样的，与他对阵的敌人形象也很模糊，除了唯一的赞叹，向我们隐约透露出其个性和双方情势外，再难找到可供圈点之处。
陈寿很谨慎，他谨慎的笔法使我们无法对其文字提出“真实性”上的责难（大家可以质问司马迁的一些记载“是否真实”，却难用同样的疑问来责备陈寿的“五丈原”），他宁可减省笔画与色彩，务必追求自谓的“历史真实”。这态度也许能成就一部稳重的史书，却很难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阅读他平实的文字，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剧烈的、情感波动的愉悦，也很难察觉他的个人态度，即使“评”，陈寿也力图隐藏自己的声音，保持了与正文接近的、无人称的太平风格。
倘若“五丈原”情节仅仅停留在如此“史”上，我想它很难拥有今天这般震撼人心的伟力，也不能激荡千秋的悲伤——实际上，我们相信，就在陈寿的时代，中国大地上已经有了与“五丈原”情节相关、富于趣味性、也更具细节的语言流传和文字记载。
《三国志》成书于285年，距诸葛亮之死过了半个世纪。据陈寿《上诸葛氏集目录表》记载：“（诸葛亮）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可见，诸葛亮死后不久，至少在蜀汉域内，便有了不少口耳相传的“诸葛故事”，以抒发国人的推崇与想念。
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同时著有《益部耆旧杂记》一书，其中记录了一则与“孔明秋风五丈原”密切相关的材料。南朝时，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将它录进《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李福传”注中，其文如下：
诸葛亮於武功病笃，后主遣福省侍，遂因谘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 骑驰还见亮。亮语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谘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福还，奉使称旨。
很明显，这是一则比本传更吸引人的“故事”，与陈寿在正史中单一、谨严的文风相比，它更能激发我们阅读的兴趣。这里有非常可爱的偶然性（李福“忽驰思未尽其意”，去而复返），有诸葛亮独特的、第一人称的话语，这些话语恰能表现他的智慧和判断力；并且有“谢”的神态和颇留有想象空间的“亮不答”（在简单的“诸葛亮传”中，陈寿留供我们的想象空间非常有限。）
如此一则好材料，陈寿为什么没有将它录进正史？无论是与之相关的《后主传》、《诸葛亮传》、及《杨戏传》附“李福传”中，都没有只字片语的提及。
我认为：合理的解释是，陈寿认为此事只是一种“说法”而不是“历史”。同样地，我本人也觉得这很可能是“黎庶追思，以为口实”的内容之一，即使它的确有一定历史根据，也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真实”。略论其理由如下：
（一）若它真的是“史”，诸葛亮与李福间机密的、详细的对话内容，是在何时由何人记录下来的？我们一般认为，蜀汉一朝并未设立史官。
（二）依据此说，李福奉旨往五丈原军中咨询“国家大计”，最主要的任务便是去询问何人可以继承孔明之职。那又怎么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复返”的情节？倘若李福没有“忽然想起”，诸葛亮职位的继承人岂非就不能确认？
（三）诸葛亮回答李福问话时以“孤”自称。尽管后汉三国，封侯者可以称孤，但纵观诸葛亮的诸多表章书信，向来都是以“臣”、“吾”或更谦虚的“仆”指称自己。这里使用的“孤”字，未免太过突兀。若能将它解释为后人口述故事时，对先贤语气的推崇和假想，似乎更加合理。
（四）诸葛亮与李福的对答，和《史记·高祖本纪》中吕后与高祖的对话太过相象：一问再问的结构、再问不答的结局，部分语言甚至完全吻合（“复问其次”），这不能不使人不怀疑二者之间存在人为的、虚构和摹仿的因素。
此外，在《三国志·蜀书·蒋琬传》中，陈寿记载：“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世事宜以付琬。’”紧接着便是：“亮卒，以琬为尚书令。”费祎的升任也并非在“蒋琬之后”，根据《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载：“琬自汉中还涪，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可见费祎、蒋琬并重、并贵于当时，并不只是单纯的承继关系。后世《华阳国志》（东晋·常璩著）也有“初，亮密表后主，以‘仪性狷狭。若臣不幸，可以蒋琬代臣。’于是以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之句，可见100多年后，史家一线的意见仍认为：诸葛亮上达后主的密表是蒋琬继任的直接原因（其并无一语涉及“五丈原李福问安”之事）。
如果说，陈寿记载的“李福问安”事的确有大量虚构、想象成分，是流传民间“咨述亮者”的内容之一，我们不妨想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说法？
我以为：原因大抵在诸葛亮身上。回顾历史，在费祎之后，蜀汉政府彻底丧失能担重任的人才，最终被曹魏吞并。这则“说法”里，诸葛亮说完“文伟”就不再回答李福的“复问其次”：“不答”的行为许正蕴涵着蜀汉朝廷的没落，诸葛亮也许正在为这必然的、国家的毁灭命运而悲伤——“说法”需要解释和想象，这极自然的解释、想象则不能不使人敬佩孔明的先见之明。
因此我觉得：与其说“李福问安”只是单纯地记述了诸葛亮与李福关于“后继者为谁”的一次对话，不如说它更多地承载了对诸葛智慧的虚化和美化，是想借此一说来彰显诸葛亮的先知先觉：实际上，在孔明死后不久，蜀汉民间便对他有了非常热烈的赞美和推崇，其子瞻亦因此承受了不属于自己的美誉。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以如此执着地追究“李福问安”事，是因为：一方面，在我注意到的材料中，它是最早的、有由史学向文学转化迹象的情节要素，并在转化中表现出相当明确的情感倾向，这一倾向持续千年，从主流意识上看，奇迹般地从位改变；另一方面，在后代文学中，它也确实演化成一个相当重要的情节，小说家甚至没有对它作多大修改便直接取用进作品，亦不给人以任何唐突、不适之感。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可想而知：在陈寿时，甚至在更早的入晋之前，诸葛亮形象便不仅仅具有简单、纯粹的历史真实性，诸葛亮也不仅仅生存于朴素的正史中；他同时生存在独立于历史、也迥异于历史的民间唇舌之上，在那里，他的形象、事迹被添加上了众多美誉、理想的成分，以满足国人对于美好人格、从容智慧的期待和向往，以建构想象中的明亮光辉，在冷酷现实的重压之下，予广阔的民间以希望。
二、三国时人与陈寿的评价：文学生存在历史的空隙中
详细的情节性材料看过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国时人对诸葛亮之死、及对他经年兴兵所做的评价。在陈寿史传前，鼎立的三国存在了三方面说法。
就蜀汉方面来看，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记载了诸葛亮死后、朝廷追谥其为忠武侯的诏策，其中“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於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之句，充分肯定诸葛亮的功勋，且以为他的死亡是在“事垂临克”之际。也即是说，诏策的态度为：诸葛亮若稍晚逝世，则扫灭强魏就在眼前！另外，在《杨戏传》中，杨戏所作的“赞诸葛丞相”中有“屡临敌庭，实耀其威，研精大国，恨于未夷”之句，一面进一步说明伐魏举动的“耀威”意味，一面固执地坚持肯定诸葛亮北伐胜利的可能，所以才“恨于未夷”。
就敌对的曹魏来看，其观点恰恰相反。鱼豢《魏略》记载，明帝诏书中称诸葛亮北伐为“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適屦，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之举，一面讥笑其用兵不善，一面自誉“（本朝）王师方振，（蜀汉）胆破气夺”。王沈在《魏书》中也留下“亮粮尽势穷，忧恚欧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的记载，言诸葛亮死于军事失利，为司马所逼而至于“呕血”：全盘否认诸葛亮的军事才华，甚至也否认了他死于五丈原的事实。
（王沈说存于陈寿著史之前，因其虚妄，寿弃而不用。后裴松之将它列入《诸葛亮传》注中，强烈批评其荒谬，专门列举其不可信的几点理由： “亮在渭滨，魏人蹑迹，胜负之形，未可测量，而云欧血，盖因亮自亡而自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及至刘琨丧师，与晋元帝笺亦云“亮军败欧血”，此则引虚记以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缘蜀人入谷发丧故也。”）
最后来看看与蜀汉关系良好、协力对抗曹魏的东吴：张俨《默记》也许正代表了吴地主流意见。其《述佐篇》专门论述诸葛亮与司马懿的短长优劣，称：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诸葛亮）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
张俨非常强调诸葛亮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力，较早提出正因为有孔明存在，曹魏才不敢加兵于蜀的观点。此外，他进一步发出“若此人不亡”的假设：就历史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设想，由此得出“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的结论，也颇有“说梦”之嫌——客观地说，以蜀汉的有限国力，扫灭曹魏确属天方夜谭。奇妙的是，这个比“诸葛亮被逼呕血”更荒诞的假设却被后世诸多文人一再重复、煞有其事地沉痛叹惋，最终成为由历史向文学转化的、悲剧精神的重要支柱之一。
统观三国评价，魏、蜀出于对自身利益、宣传效果的考虑，均有极强烈的“偏执意味”，表现出明显的好恶倾向。同处鼎足的东吴一方，虽然相对客观地叙述了一些情势（其文字中魏蜀力量对比有一定可信度），却也因为感情倾向等问题，无法做出冷静、公正的评价，甚至连必要的“合理性”也都顾不上了。
我们能说这些评论是“史”吗？
我们能将这些话语当作了“史料”来利用吗？
我觉得，哪怕从主观上来看，三国时人想表达、追求的也都不是“史”的公允，而只是在为本国威望、要求、目的张本助威，其话语包含了大量有利于自身的、理想化、虚假设想的成分。就史学角度看，这显然是一种为一己之利、一面倒的态度，理当受到磊落史家的批评；但是就文学的角度看，我想这恰恰开了想象未来、虚构情节的先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人为的“倾向性”，何来激烈忧愤的咏史情感？没有经过美化、理想化的“虚假设计”，何来集大千智慧于一身的完美人格？
相对于“三国时人”的品评，陈寿的态度更接近“史论”。当然，他的创作、评论亦不可能绝对客观，后世对其著史之心甚或颇有非议，唐人著晋代正史中，竟也记录下他以“为尊公作佳传”为交换条件、索要米粮的行为 。我们且不论史载中陈寿劣行的真假，只关注他对诸葛亮其人其行的评价。
一方面，身为蜀汉故人，陈寿对故国颇有留恋之意，对“诸葛亮”——这个被美化、被祭祀的先贤亦极为景仰。早些时候，他作了大量的辑录孔明文集、搜寻孔明故事的工作，不愿错过一点点可贵的追忆。
另一方面，陈寿史传的创作期是在入晋之后，其史书直接面对代魏而立的晋朝。为此他必须将魏立为正统（他将曹魏君主的传记名之为高一级的“纪”，而将吴蜀君主的传记宽泛地命名为“传”），同时称美与诸葛亮直接作战的司马一族。即使事实是司马懿为孔明所败，他也必须为“宣王”的失败遮遮掩掩，讳莫如深。
个人情感与政治要求，是并生于陈寿笔尖的两股力量，此二者构成了陈寿文字间奇妙的矛盾与平衡：一面谨慎地执笔，一面又漏出真实愿力的端倪。
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这是陈寿在《上诸葛氏集目录表》文中对诸葛亮的评价 ，他没有明确辨析孔明与司马懿的才略长短——实际上，对陈寿而言，这是个不易、不便面对的问题。这位老练的、聪明的史家用“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将使人难堪的比较轻轻带过，笔锋一转，径直讨论、分析起诸葛亮伐魏的原因和目的来。
在陈寿看，诸葛亮北伐，既是他“包括四海”的志向使然，亦在于诸葛亮考虑到在自己身死之后，蜀汉再没有进军中原的合适人选——这种分析，正与杨戏“屡耀其威”的说法相似，也与《后出师表》（作者存疑）中“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的话语意义吻合——在我看来：这解释可能比较接近诸葛亮本意。陈寿秉持了现实的、理性的眼光，以一波冷静的心境将孔明当了“历史人物”予以观照。在这一评论中，诸葛亮分明地在历史中生存，并没有超越于时代之外。
同时，陈寿还分析了诸葛亮难以成功的原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等话语，都是很现实的理由，与陈寿一贯的平白、严肃保持一致。只最后“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一句，教我读出些蹊跷，忍不住掩卷一叹。
陈寿竟说到“天命”上来了！他所言之“有归”，自然是说“天意归于司马、归于晋朝”。乍一看，陈寿象是从神秘的角度说明了诸葛亮失败的必然性，统治者见了必然欢喜。可再一细想，我竟感到一丝惋惜的气味。也许，诸葛亮之智、诸葛亮之力、诸葛亮之谋略策划，都强于司马，只因上天有意、上天无情，再伟大的人类也不能与“天命”抗衡，所以他不能不失败，即使在他可以成功的时候，上天也要夺取了他的生命，使他无奈地、痛心地失败掉！
唉，若陈寿真想表达如此涵义，“五丈原”便不仅是诸葛亮一人的悲哀了，也不是蜀汉一国、三国一时的悲哀，而是循环始终的、整个人类都无法逃避、永久又普遍的悲哀！光耀坚忍的“人类意志”，在狞厉的“天命天意”之压迫下苦难挣扎，最终毁于一旦（！）——这悠长、深远的哀感、对光彩生命的叹惋、对强制命运的追问，在后世文学作品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与发挥，最终成为“五丈原”情节滋养千年的钻石魂魄！
陈寿真能想这么多吗？陈寿真有如此深切的心意和悲愤？陈寿真能将眼光投向广阔的天涯宇宙、沉重的人类生存？有关“五丈原”的文学作品得以“安身立命”的所在，真是由陈寿这么位冷静得甚至缺乏想象力的史学家提出来的？还是我高估了陈寿，我读到的只是自己的心声？我读到的只是我在十多个世纪的文史颠簸中，始终不能释怀的那一道光亮？
我无法说个究竟，我真的不知道。
唉，陈寿与司马迁的最大不同，也许正在于此。太史公的语言是明朗的、强而有力的；陈寿的声音却如此含糊，有些畏惧、有些羞赧地潜在纸后。那些隐晦莫辨的话语，也许正表达了陈寿深层、微妙的感触。身为读者的我们只能凭感觉去把握，只能犹豫着放下书卷，追逐一份说不清的、古老的思维。
我走过陈寿，走出三国时人的目光，整理和辨析牵引了我们，使我们站在高处，于是有了居高临下的视野：
概括地说，在对“五丈原”及“诸葛亮北伐”事件的评价上，三国的态度有很大差别。各国都依据自己的愿望、利益来读解、记录这段历史，因为情感好恶，使史实丧失了因有的客观，而有向文学（那些统治者更愿意看见的文学）转变的趋势；即使是“理应”为“三国史”做总结性、客观判断的史家陈寿，也圄于政治、个人情感等诸多原因，未能做到足够的冷静和公正，其文字间留下颇多间隙、矛盾以及明言人能够察觉到的空白。也正是这些空隙吧，使后世文学的虚构得以热闹地生存、兴旺地发展。
三、两晋南朝之野史杂记：史事模糊地走向文学
诸葛不知命，肆逆乱天常。拥徒十余万，数来寇边疆。我皇迈神武，执钺镇雍凉。亮乃畏天威，未战先仆僵。
这是西晋初年傅玄（217—278）所作庙堂歌“天命篇”的部分内容。在这类宫廷御乐中，傅玄一面全力称美司马，从“天命”的角度声称诸葛亮伐魏是“逆天而行”，坚持其失败的必然性（文字间表达的情感，与陈寿截然不同），称：“宣受命，应天机，风云时动神龙飞。御葛亮，镇雍梁”；一面坚称诸葛亮畏惧天威、是被震吓而死的，称：“亮乃震毙，天下安宁。”
很显然，这是完全官方的语言，它甚至罔顾当年司马懿对诸葛亮的赞叹，用上了众多纯属污蔑的话语，以贬低诸葛亮的才华，抹杀人们的往日记忆。
倘若“五丈原”的情节、诸葛亮的生命就这样走下去：丧失了文人的诚实、浪漫和喟叹，也丢弃了民间的想象、期待和愿望，只剩下朝廷上的喧嚣矫情，文字间的献媚邀宠，我相信：它将无异于小丑跳梁，很快就会被历史吞没——所幸这条虚伪的道路，早早便断了。
唉，傅玄毕竟离三国太近了，他甚至比陈寿更接近那个时代。回顾、反思历史都需要时间，感情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距离来沉淀、澄清、证实。再等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吧，社会情感将慢慢地倾斜，敌对关系也将渐渐变得淡薄，到那时，对于诸葛亮其人的评价、叙述，对于那段历史的追忆、回味，也许会呈现另一番风貌，使我们觉得新鲜又深沉。
我很快就走到了这一年。
西晋李兴于永兴年（304—306）中，作文《诸葛丞相故宅碣表》 ，现节录其文如下：
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盖神物应机，大器无方，通人靡滞，大德不常……伟刘氏之倾盖，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汉鼎，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骋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异世通梦，恨不同生。
李兴对诸葛亮的赞誉非常明显，就其流露的情感来看，诸葛亮更像是在我中华大地上生存过的“前代英雄”，而不单是曾与宣王对阵的劲敌——正因为这“前代”，正因为有了高一层、超越于军事争斗之外的视角，那个“自窜巴蜀”、“神人被毒，恶积身灭”的刘备，才能被认做为“知己之主”；而曾被称为“弃父母之国”、“侮易益土，虐用其民” 的诸葛亮也得到正名，被赞作“竭命之良”。
——这里没有轻蔑、没有侮辱，有的只是浓浓的景仰和赞叹。尤其“三分我汉鼎，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骋我魏疆”一句更妙得紧，它微妙、神奇地透露出时代情感倾斜的痕迹：若干个“我”字并用，似乎有一点“敌我”之分，可作者却使用了那么张扬、英气的笔调去颂扬“我的敌人”，最终发出“异世通梦，恨不同生”的诚恳叹息。试想，李兴若真能选择与诸葛亮生在同时，他希望的该不会是作为敌人的对峙性生存吧？也许他宁可背弃自己的现实国度，也要在孔明身边切实地感受一个英雄的生命，感受他奇妙的八阵和流马 ，感受他不能被重复的英灵潇洒。
《诸葛丞相故宅碣表》确实不只是在追究历史。李兴写的是他的梦，他利用“诸葛亮”这个名字，陈述了自己对历史现实的美丽假想。在他笔下，历史背景被淡化了，与其说他在颂扬异国前朝的丞相，还不如说他勾勒了一个满足人们期待视野的偶像——诸葛亮不再是他自己，他的形象承担了百姓、文人、甚至统治者们 的太多理想。
较之李兴《诸葛丞相故宅碣表》这类评叙性文章，两晋南朝更多纷迭而出的史学著作及相关的笔记体文字，与《三国志》不同，它们通常被归入“野史”、“杂记”的范畴。就我看来，这些作品迥异于正史之处，在于它的非官方性、在于它关注的方向，而不在于文人创作、辑录的态度。实际上，除裴松之的确怀了“罔不毕取以补其阙”之心，将一切可能的材料都收进《三国志》注外 ，更多人是将这些具体事件当作“真实史实”来记录，绝少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哪怕其中存在了明显的虚构成分。也就是说，时代发展至两晋南朝，人们还与陈寿及三国时人一样，没有（至少没有明显地、积极地）从主观上分辨真实和虚构、史学与文学的区分，也许是不能，也许是不想。
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五丈原”情节得到了更新鲜、更可喜的丰富。
其重要材料，部分来自孙盛（302？—374？）的《魏氏春秋》。
孙盛的主要活动时间距诸葛亮死大约100年，距离三国统一大约40年——与陈寿不同，他拥有了适当的、对历史的观照距离 ，“五丈原”的秋日，真正成为了只能回忆、不能触摸的“史事”。其《魏氏春秋》中有：
亮屯渭南，粮少，欲迅战，魏敕司马懿坚壁挫其锋。亮屡遗书，又致巾帼以怒宣王。将战，辛毗持节，奉诏敕乃至。巾帼，妇人丧巾，遗巾帼，言其无勇以掉之。
亮使至，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数升。”宣王曰：“亮将死矣。”
这是较早关于“遗巾帼”和“问饮食”情节的记载，其对待历史的态度比前人更客观。这里，司马懿的态度照旧非常积极，诸葛亮也并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魏氏春秋》比正史更细致地说明了诸葛亮所处粮草不济的困境，这问题制约了孔明前进的步伐，也使其战略抉择受到很大局限）。它且比正史更鲜明地向我们透露了诸葛亮在五丈原上的生活情态与健康状况：他劳累、繁忙，逐渐减少了饮食量。这些可贵信息，使诸葛亮形象更加丰满、具体。
此外，在《明帝纪》裴注中亦引用了《魏氏春秋》，其主要内容与上文大略一致，文字上则呈现出少许差异，其文如下：
亮既屡遣使交书，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宣王将出战，辛毗杖节奉诏，勒宣王及军吏已下，乃止。宣王见亮使，唯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宣王曰：“亮体毙矣，其能久乎？”
可见，南朝宋时，《魏氏春秋》书可能有多种抄本。裴松之在作注时并没有谨严地只执其一，一些重复有异的材料亦因此得以留存。值得注意的是，前后两本中，司马懿话语明显存在信息强度上的差异。“亮将死亦”一句只是个简单、直接的判断，没有传达多少言外之情；“亮体毙矣，其能久乎”却表现出了比较具像的神态，使人可想而见司马懿当时的表情。
孙盛另著有《晋阳秋》，《太平御览》（成书于977年）引用其文字如下：
诸葛武侯仗十以上亲决，宣王闻之喜曰：“吾无患矣！”
司马懿的形象更生动了，尤其那个“喜”字，不动声色地将他淋漓的心情合盘托出，也使人顺利、自然地推测出双方形势。即：司马懿认为孔明的存在是对自身的严重威胁，因此才会为“诸葛亮将死”而惊喜欣然，发出“我再不用不着忧虑了”这一如释重负的感叹。
一条条地看过去，我们发现，这存于一时的三种文字，渐渐流露出文学的气息。尽管作者（或者是记录者）的意图并不在此——孙盛想告诉我们的只是“史事”，而不是想借此表达他摹写人物的出色、文字运用的娴熟——文字事实却证明，文人在记录中、讲述者在叙述中，正有意无意地对往事作一些倒推性的设想，我们于是看见了“闻之喜曰”，而不是简单的“闻之曰”。
此外，《晋阳秋》中录有一则材料，记载着诸葛亮死前天象的变化。在中国古老的史学文明中，人们普遍认为天象反映上天意志，其变化对应了人间时事。《诸葛亮传》裴注中援引了孙盛的文字：
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
研究者陈翔华认为，此记载“已有把他（诸葛亮）当作不同于凡夫的上天星辰之意” ，我觉得未必如此。毕竟，在孙盛的年代，没有谁真的经历过那个夜晚，也没有谁能明白地说出，那一夜的天空是否真有过流星，如果有，流星又是怎样形状、怎样动作。实际上，我想孙盛只是不想遗漏地记载下这一说法，记录时他愿意相信它的真实（包括“赤而芒角”、“三投再还”），亦不曾过多地渲染其神怪性。很明显，孙盛没有使用任何极端化的，或表示惊诧的词汇，他的态度安静、自然，所用连词“俄尔”也只表达了一个时间前后的顺承关系，并没有执着于“长星坠落”与“诸葛之死”的因果呼应关系。
百年余后，沈约（441—513）所著《宋书》也对此事作了相关记载，并不以为流星与诸葛亮之死有直接关联 。这也正说明，在两晋南朝，“长星坠地”和“诸葛亮之死”不具必然联系。尽管此时诸葛亮形象正在逐渐神异化 ，人们依旧无意为其死亡渲染上浓厚的神秘色彩。
值得一说的是，南朝后，“流星”的材料在文学作品中被广泛运用，其内涵发生极大变化：流星成为孔明的死亡标志，成为最普遍的“悲情出口”。大家完整采纳了孙盛的记载，并将沈约那不合时宜的、冷淡的解释彻底抛弃。
孙盛《魏氏春秋》、《晋阳秋》后，颇值一提的是东晋习凿齿 （其主要活动时间在公元350前后）的《汉晋春秋》：
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上述材料在正史中有过相关记载，类似的表象下，习凿齿的记录提供给了我们新奇的解释。据我所知，此前的记载中，诸葛亮挑战司马懿，司马均表现出积极的应战态势，只因受明帝束缚，才不便和孔明交锋。而在此处，习凿齿录下诸葛亮对敌人心理的推断，孔明与司马的形象也都变得血肉充盈。
诸葛亮是骄傲的，即使在五丈原这走近死亡的时刻，他骄傲的智慧亦没有改变，他相信司马懿不是自己的对手，并平静地说出了这一判断；司马懿谨慎而又狡谑，他对自身、对敌手都有充分、准确的估计，他相信坚守不战是应对孔明的最好策略，却又必须借助天子的威慑使部下没有理由抱怨。
我不便、也不想猜测习凿齿的解释是否更接近仲达本意，毫无疑问的是：与此前的司马懿形象相比，《汉晋春秋》的记载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也更适合小说家将其敷衍成文。它使单纯的对峙中蕴涵了智慧的角逐，沉默的相持里透露出更多心情故事。我第一次觉得司马懿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拥有成为诸葛亮对手的资格，尽管其智谋的方向、内涵与诸葛亮截然不同。
《汉晋春秋》同时提供了另一则水灵灵的故事，与“司马请战”不同，在之前的史料中，我们没有看见任何与此事相关的记载：
（孔明死后）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宣王之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这正是后世流传甚广的“死诸葛走生仲达”故事。多数人相信此事的真实，唐代刘知己（661—721）在《史通》（成书于710年）中称赞习凿齿秉笔直书的态度，言：“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生达说。”认为在习凿齿之前，大家都没有足够的胆识记录下这样一则对司马宣王颇怀不敬的材料 。
真假姑且不论，我想它至少是一则叫人欢喜的新东西：这里有诸葛亮生死不确的神秘、有“百姓奔告”的剧烈动态、有司马懿疑惑反复的曲折、有纯以威名便能退敌的传奇，还有水气淋漓的民间谚语，及惟妙惟肖、表现人物自嘲自释的“吾能料生，不能料死”句。
如此生动、丰富的故事元素，自然能激发文人们、百姓们的浓厚兴趣，使他们对过去的时代、过去的英雄更添几分怀念、好奇、向往。也正因为此，此情节在后代文学作品中得到普遍重视与进一步发展（曲折化、趣味化、细节化），历经千年，其爱不衰 。
此外，同处东晋（317—420）、与习凿齿时代相去不远的裴启，在其《语林》中提供给我们另一则非常有趣的材料，其中文字非常简单，也没有太多的情节性可言（材料情节性的淡化，也许正相对了“勾勒人物形象”的进步。毕竟，它不是为讲述故事而涉及到人物，是为描述人物而谈到了当时的情势），可它予后代的影响意义，实在非同小可。
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观武侯，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我们第一次看见了诸葛亮的衣着打扮，与陈寿笔下“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的描写相比，《语林》文字具有更鲜明的个人特色：素舆、纶巾、白色羽扇——不事点缀，通脱素雅。兼以司马懿“戎服莅事”的烘托、比照，孔明之端庄、清朗跃然纸上，使人难以忘怀。
让我们相信，五丈原的孔明确是如此打扮吧！但也不能不指出，即使这是真实的，诸葛亮亦很可能只在五丈原才作如此装束：实际上，在冷兵器时代，我们无法想象这位身在战争一线的将帅一贯性地身不着甲 。何况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与诸葛亮相善、智慧过人的庞统，正死于战争中的流矢！
真实使人们有些扫兴，“真实”无法在文学中得到承续。
“名士”比“名将”更能得到东晋士人的嘉许，“羽扇纶巾”比“全副铠甲”更符合我辈眼中潇洒绝世的智慧形象。于是有了选择和抛弃、有了为我所用的文学语言。后世《太平广记》（成书于978年）里，明确出现“诸葛公执白羽扇，指挥三军”的记载，五丈原权宜的、特殊的修饰，竟成为诸葛亮一贯的风貌；再晚一些、文学性再强些的杂剧小说里，这更成为诸葛亮标志性的专用服饰、专用道具，以至于没有羽扇没有纶巾，他便不是我们心中的“诸葛亮”。
《语林》之后，我们走进南朝宋，走进刘义庆（403—444）的《世说新语》。这部“中世纪的百科全书”中，也存在与“五丈原”情节相关的材料：
诸葛亮之次渭滨，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乃遣辛毗为军司马。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亮设诱谲万方，宣王果大忿，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觇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其文中提到的“亮设诱谲万方”，可能包括了“遗巾帼”的情节。因为这则材料归类在“方正”中，描写重点是辛毗，其文字间便没有对“诱谲”的具体内容作更多陈述。
与前代不同，原《汉晋春秋》中姜维的话语内容：“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此时变成了诸葛亮的准确论断：“此必辛佐治也。”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此差别并不是对历史事件真相的记忆不一，而是一种模糊意识的修改与虚构。只凭借“老夫仗黄钺、使军不得出”这简单的、对人物情状的描绘，便能毫厘不爽地推知其人为谁——诸葛亮神奇的智慧与判断力，大约只有在文学世界里才能达到如此境界。
约与刘义庆同时的毛修之（375—447），则留有一段更妙的话语，尽管它与“五丈原”情节没有直接关联，我依旧忍不住将它录入文中：
毛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陈寿曾为诸葛门下书佐，得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公元5世纪，距诸葛亮之死大约两百年，距离陈寿之死大约一百年，民间竟已经有这样可爱的说法吗？我们看到，此时民间（至少是四川境内）统一的好恶观、道德情感取向已大体形成，人们甚至不能容忍陈寿之于诸葛亮才华的一点点“质疑”——哪怕它经过了冷静的思考，哪怕它是接近客观真相的评价，哪怕它的用语中包含了谨小慎微的试探性感情 ！
人们期待的诸葛亮绝不能只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同时一定要是个出类拔萃、举世无双的军事家！任何与此不合的话语，都将遭到众人的猛烈抨击。
平心而论，对诸葛亮，陈寿用尽了褒扬之词，只讨论性地留下唯一“疑惑”，也正因为这短短八个字，他不幸被蒙上不白之冤：老人们（在那个时代，老人因为阅历深刻、见多识广而受到普遍尊敬，在难以接触到正规史册的下层民间，他们的话语通常被理解为历史的声音）说陈寿之所以“贬低”孔明完全是出于私怨、是因为他在担任诸葛亮书佐时曾挨过板子——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孔明死时陈寿只是个两岁的幼童，何来“门下书佐”、“得挞百下”？
——然而，这就是真切的民间，这就是民间的愿力！
它自由、活泼，又强烈，完全不顾历史的真实、时间的制约。它不管可能与否，亦不畏惧责难和嘲笑，势必说出自己的感觉、畅言自身的愿望，势必为自己喜爱的形象“强词夺理”，保护心中的完美，让他获得绝对鲜艳的生存。
我喜欢这样的“不讲理”，我喜欢这样的“固执”。我以为：只有维持这一条独特的线索，只有保护了民间的唇舌与耳朵，诸葛亮形象才能继续向前发展，才能持久、广泛地打动我们、深入我们的内心。
四、“五丈原”情节变迁之魏晋南朝结语
于魏晋南朝的回顾即将结束，最后来做一点总结性的归纳。
就“五丈原”情节来看，从它诞生的一刻起，便有了正史、野史和杂记、民间口耳相传（《三国志》动笔之前，民间已存在为数不少的“诸葛亮故事”）这三条推演、流传的线索。其中正史一线更多地表现出官方态度，野史与杂记告诉我们文人们的心意与兴趣所在。民间故事虽与史册记载有所交叠，可是我相信，在没有印刷术，书籍流通十分艰难的年代，这一线索里的信息多数来自民间独立的传播系统，比如老人们的记忆、比如区域范围内的俗语。
正史、野史、民间故事三线持续发展，同时又不能完全独立地各自生存。文人笔下无论正史、野史，都不可能不受到民间强大愿力的影响，甚或汲取了其活泼的养料；民间传说、故事亦不具备合适的文字载体，使它能够流传后世。我们所以知道它们、了解它们，必然通过了文人们的记录——在这个从语言到文字的记录过程中，它不可能保持纯粹的民间性，不经过文人的过滤及其情感的渗透。
正史是朴素、简单的，因为某些时代、情感的原因，其不乏含混莫辨之处，也不乏细微的矛盾和不易解释的疵漏，这些空隙使后来文人的文字找到了生存空间，他们在正史边上写满具体“史事”，将“五丈原”点缀得充实丰满；民间一线则增添了情节的生动性、趣味性，“李福问安”、“生走司马”这类戏剧性、传奇性很强的故事，都得之于大众的唇舌。
经历魏晋南朝，构成“五丈原”情节的、基本故事元素已大体确立，包括“屯田杂耕”、“羽扇纶巾”、“遗巾帼”、“问寝食”、“司马请战”、“辛毗持节”、“李福问安”、“长星陨落”、“死诸葛走生仲达”等，均为后世文学所用。这些细小的情节元素大都见于文人史籍中，其文字、内涵已有由史学向文学转变的迹象。然而这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大部分作者并未从主观上分辨“历史真相”与“文学虚构”的差异。创作者们关注的是对于“事件”的记载，而非“文字”的色彩。我相信，自我观念中，他们面对的不是欣赏文学、希望获得愉悦感觉的“读者”，而是思考历史，希望能从中得知“真实过去”的“学者”。正因为此，这些情节的细节性描写还比较缺乏，它们大多提供给我们历史事件的外部进程，却需要后人予其以更细致、生动的补充和完善。
从感情取向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摇晃颠簸，至南朝时，社会的情感倾向也已基本确定，诸葛亮一身积累着各个阶层的想望、期待，他正逐渐从历史中走出，由“真相”走向“偶像”。
所以会这样，我想也是因为时代使然。
混乱、黑暗的时代，人们大都怀有异样强烈的“英雄情结”，社会呼唤伟大人物的出现，呼唤英明的领袖和贤德的辅臣。西晋于一片含混、潮湿的气息中建国，这已使大家都些落寞、有些不满；真正统一的时间又不过短短三十年，这便更叫人沮丧、失望。人们还没能完全走出上一个时代的战乱阴影，竟立即发现自己又被洪流袭卷，进入类似的轮回！哪还有心思来考虑遥远的敌对关系？哪还有心思来细想这“完美人物”是不是真的可能？
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诸葛亮”。
最高统治者希望有这样的臣属，他文治武功无不精通，才华出众稳重忠贞，若有他扶保社稷，代代御座自然固若金汤；文人们也希望能再见到如此人物的绝世风采，他身受三顾的传奇遭遇、承担托孤的荣耀经历、以弱敌强的挥洒态度，无不使多思的文士心向往之——面对整体混乱的时代生命，他们能不想盼此人一振颓风？
至于承受了最多灾难，最强烈向往安定生活的下层人民，对“诸葛亮”的期盼自然也最生动强力。
实际上，早些年的“三国”，即使在蜀汉境内，人们对诸葛亮的感情也只是“畏惧爱戴”，他是一个相对清明的统治者，严峻的法治政策使大家害怕又信服。然而，时间流逝将“严刑峻法”冲洗了去，记忆中、甚至只是假象中的“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则被保留下来，代代相承，不断强化。
一则有趣的材料记录下人们对诸葛亮的情感变化，文见殷芸（741—529）的《小说》：
桓温征蜀，犹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温问：“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
“不见其比”的原因，真的是再没有出现可与诸葛亮比肩的人物吗？我想，即使孔明重生，大概也不能与其时的“诸葛丞相”相提并论。因为诸葛亮已经不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人物”，他是一个承载着景仰、希望的“前世英雄”，是一个一点点变化着、承受人们理想之光的“美好形象”。魏晋南朝数百年，这个形象于想象中实践了人们的愿望、期待，使大家振作、使大家快乐，使大家不敢放弃希望。
如果有人说，如此“诸葛亮”是对历史的无视、对真实的涂改。我想说：换一种眼光你会发现，这正是由史学走向文学的必经之路，这样的“诸葛亮”，也正承担了文学的使命。
唐宋：正史、民间俗文学、文人诗文的分流
与魏晋南朝不同，唐宋时期，对于“五丈原”情节的记载、慨叹已分作了鲜明的三股潮流：正史记录、民间俗文学、诗文吟咏。它们各自获得独立奔腾的环境与可能，又不免相互纠缠作用。
在下文中，我将分别予此三者以介绍和分析。
一、从《晋书》到《资治通鉴》：逐渐通顺、无法翻新的史册
时间流逝，史家一线以它一贯稳健的步伐前进不止。
与前世不同，这时期的史籍更多地染上了鲜明的官方色彩，也相对压抑了对远去生命的流连和张扬。
翻开《晋书》（唐初房玄龄等编撰，成书于648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史书，我觉得深深失望，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直逼下来，我似也在当时官方冷淡的目光下生存。
“五丈原”情节的相关内容大多集中在《晋书·高祖宣帝纪》里：
二年，亮又率众十馀万出斜谷，垒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忧之，遣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受帝节度。诸将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亮果上原，将北渡渭，帝遣将军周当屯阳遂以饵之。数日，亮不动。帝曰：“亮欲争原而不向阳遂，此意可知也。”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备阳遂，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还于五丈原。会有长星坠亮之垒，帝知其必败，遣奇兵掎亮之后，斩五百馀级，获生口千馀，降者六百馀人。
时朝廷以亮侨军远寇，利在急战，每命帝持重，以候其变。亮数挑战，帝不出，因遗帝巾帼妇人之饰。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乃遣骨鲠臣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兵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初，蜀将姜维闻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帝弟孚书问军事，帝复书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与之对垒百馀日，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经日，乃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帝审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为尚未可知。帝曰：“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马步俱进。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审问。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帝闻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先是，亮使至，帝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亮部将杨仪、魏延争权，仪斩延，并其众。帝欲乘隙而进，有诏不许。”
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如此长的材料，因为我觉得，这些文字是对之前正史、野史、民间故事的一次总结，也第一次比较集中、完整地记述了“五丈原”的整体情节。
明确的官方腔调从文字里的每一个角落里流出来，我们看到，《晋书》处处恪守“为尊者讳”的史学准则，将司马懿置于绝对高地！他准确地预料到孔明的每一步安排，既而成功地防守、还击，使敌人寸步难行。《晋书》且引用了司马懿的书信，言：“（诸葛亮）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这句话从侧面说明了司马懿杰出的军事才干，阅读时我忍不住啼笑皆非。对比双方实力，曹魏在统治领域、军队人数、后方经济支持等方面都远胜蜀汉，司马懿信中偏要无视现实、甚至自我吹嘘地强调诸葛亮率军众多、多而无用！如果说我们尚可以理解司马写信时的心情，四百年后的《晋书》——这本在编纂时已知其必流传后世的正史，竟用吹捧谄媚的态度跟随、重复当年的谎言，便实在不能为宽容的读者接受了。
为了美化帝王的形象，便将真实一笔略过；为了成就尊者的胜利，便在历史上吐涂改改，你可说这也是“文学”，我却不能不对这种文字嗤之以鼻。因为它不能反映广泛的社会要求，也没有承载真正的文学精神。这只是御用的玩意，用假花去博取当权者的一笑，金丝编制了樊笼，生命倒成了扭曲的标本！
于前一时代积累下的情节，《晋书》在记录时留下众多矛盾的痕迹。
在“辛毗持节”元素上，其书继承《三国志》前说，声称司马懿未能出战是受制于明帝诏书，它甚至用上“帝怒，表请决战”等极积极的文字，言之凿凿地证明司马懿绝不是一个怯懦畏战、自谓难胜的将领；紧接着，也许是不愿放弃任何与之相关的材料吧，它记录下习凿齿《汉晋春秋》中的记载，使孔明说出司马懿之心——“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耶？”并且，对诸葛亮的揣测，它没有做任何评价，似乎也在默认其真实。如此含混的姿势，真使人疑惑不解：难道作者对这段史事竟没有固定的准绳、明确的态度吗？
在“问寝食”元素上，《晋书》保留了事件的外在躯壳，却抽绎掉它真正想表达的精神。其文字间改动了（我觉得，这种生存于唐代的记载，只能被认为是人为的“改动”，而不是两晋时存在的两种或多种说法）孙盛等人的原话，代之以一句情感模糊的：“诸葛孔明其能久乎？”于是，我们只看见了司马懿对诸葛亮身体状况的准确估计，而不能察觉司马懿对于“亮将死矣”的幸灾乐祸，也难以看出，战争中的宣帝并不是试图在正面交锋中战争敌人，却是将自身的胜利寄托在对手天然不幸的生命遭遇上。
在对“死诸葛走生仲达”这一元素的叙述上，《晋书》表现得更为局促。它当然不能直书司马懿这此颇有些狼狈的遭遇，偏偏又不愿完全放弃这段“故事”。看得出，《晋书》希望能保存原有的“事件外壳”而更改其精神：既记叙“走生仲达”之事，又为司马懿摹拟一次“绝对胜利”。一面是首鼠两端的心情，一面又缺乏对历史、对文字足够的把握、驾驭能力，结果导致了彻底失败！
《晋书》将“生走仲达”一事写得非常拙劣，文字间大多不能自圆自说，其前后矛盾之处显而易见：
百姓奔告诸葛已死，司马懿出兵追击；杨仪作出回击的姿势，司马懿立即表现出“穷寇莫追”的大度（多么笨拙的解释）；观察过诸葛亮营寨，相信其人已死时，司马懿不顾“关中多蒺藜”，“马步俱进”努力追赶；及追到齿岸（略去没有追上的事实），似乎也只是为了验证自己的“准确判断”——“乃知亮死”！
一个摇晃不定的司马懿，一种滑稽无义的诠释，终于使“死诸葛走生仲达”变得希奇古怪、全无道理。加上“有诏不许”的推脱，加上司马懿“笑曰”的美化，我甚至不知《晋书》中凌乱的文字究竟想说什么。如果它只想传达一个“料事如神”、“战无不胜”的司马宣王形象，则大可不必将自身放在如此尴尬的地位上，只要多说几句赞扬，少写一点“故事”，不就万事大吉了？
由此我想到：除官方的要求外，《晋书》中还切实存在了另一种不可轻忽的力量。正是这种力的作用，《晋书》在文字使用上才步步艰难、处处抵牾。这是一种强大的、能够突破牢固、虚伪的“正统牢笼”，曲折又坚韧地生存着的力量：文人们、民间百姓们的强力期待、浓烈梦想！
曾经，如此愿力使“五丈原”情节得到广泛关注并逐渐丰满；如今，它又无法被遏止地突入官气十足的正史（正史不能拒绝野史、民间那些丰满具像的材料，否则其书必会失血苍白；正史也无法在继承细节的同时，顺利地为它们加上自己独断的诠释，于是捉襟见肘、矛盾重重），执拗地宣告了：“我在！”
我为此欢欣不已，也正因为想见这鲜活的力量，我才一代代地走下去。
《晋书》之后，较知名的是刘知己的《史通》（成书于710年）。与《晋书》不同，《史通》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传声筒，亦不想传达官方的态度，它直接表达刘知己的意见与思考，在论述某些问题时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
《史通·曲笔》中有：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
四川地区老人口中的诸葛亮形象是不真实的，其中有假想和虚构性的成分存在——刘知己以史家态度对“流言”进行了批评，他模糊地意识到文史分离的现象。
《史通·采撰》中又有：
讹言难信，传闻多失。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 ，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然。故蜀相薨于渭滨，《晋史》称呕血而死；魏君崩于马圈，《齐书》云中矢而亡。
刘知己对《晋史》提出批评 。他直承两晋南朝的主流意见，拒绝接受史界流行的、“诸葛亮呕血而死”的说法，并试图说明历史真相、回复史实的合理性。
另外，正如上文提到，他相信“死诸葛走生仲达”的真实，并大力赞扬了习凿齿的著史态度，认为如此“直书”正是史家的可贵品质。
《史通》之后，杜佑（735—812）史学著作《通典》中亦有与“五丈原”相关的信息：
司马宣王使二千余人，就军营东南角大声称万岁。亮使问之，答曰：“吴朝有使至，请降。”亮曰：“计吴朝必无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烦诡诳如此！”懿与亮相持百余日，亮卒于军。
无法确认这则材料的真假，我无法说它是历史、是文学化的历史，或者是纯粹的文学，我只能说它是个新鲜的“故事”，其主要内容是司马懿与诸葛亮间一次简单的“斗智”。
《通典》之前，我没有发现任何与之相关的记载；《通典》之后，我也没有看见与之相联系的、哪怕最细小的记录。这则材料的生命非常短暂，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到它流露出来的可贵信息：一、公元八世纪，“五丈原”情节中包含的内容或许比后来的小说演义更丰富；二、与单调的对峙相比，人们的注意力早就被司马、诸葛之间智力的角逐所吸引，而在这场角逐中，诸葛亮是当然的胜利者，且具有藐视对方的气势。
另外，《通典》中也有“死诸葛走生仲达”的记载：
亮卒于军中，及军退。懿追焉。亮长史杨仪结阵，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遽退，不敢逼。经二日，……懿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著履，然马、步径进，追至赤岸，方知审问。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懿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此文依旧没有说“反旗鸣鼓”出于诸葛亮计策，只将它当作了杨仪的行为来加以叙述。与前世记载相比，我没有看见为我关注的、更多新鲜的话语——时间过得太快，离三国时代也太远了，严肃、正经的史学一线中，也许不可能有再多使人欢喜的新东西产生了。
（与杜佑等时，关于“走生仲达”事，民间讲唱中出现了另一种非常独特的说法！与之相关的内容，我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就这样走过唐朝吧，我疲倦于没有新奇感的文字，疲倦于唐代史册对前人著作没有止境的抄录。之后便是宋代，有了司马光（1019—1086）等人编撰的《资治通鉴》（成书于1084年）。同样是一部为帝王准备的史书，《资治通鉴》距离《晋书》已有400余年！
诸葛亮至郿，军于渭水之南。司马懿引军渡渭，背水为垒以拒之，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于懿曰：“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堑垒未成，汉兵大至，淮逆击却之。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乃遣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助司马懿御诸葛亮。敕懿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
……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百馀日，亮数挑战，懿不出。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懿怒，上表请战，帝使卫尉辛毘杖节为军师以制之。护军姜维谓亮曰：“辛佐治杖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者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至数升。”懿告人曰：“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亮病笃，汉使尚书仆射李福省侍，因谘以国家大计。福至与亮语，已别去，数日复还。亮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求决耳。公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是月，亮卒于军中。长史杨仪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司马懿，懿追之。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敛军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懿闻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还。
这便是《资治通鉴》中与“五丈原”情节相关的记录。相对于芜杂、矛盾的《晋书》，无论从情节的结构、立意、合理性上来看，上文都可算是一则较为通畅的记载。司马光等人的编辑态度严正、谨慎，较为完整地采用了两晋时期的相关材料，将后世不大可信的说法（这时候，确有大量与之关联的传说故事）弃而不用。
这“通顺历史”的工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后世小说《三国演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然而，仅从“秋风五丈原”情节的历史变迁来看，我觉得其价值并不高：它所能做的只是“整理”，却无法更新地“创造”。
《资治通鉴》中，从具体情节上看，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细节，也没有对人物形象予以更深刻、具体的刻画。实际上，它只是将自认为可信的材料汇集过来，与前期记录相比，即使在文字上也没有做大的修改和调整。非常突出的一点是：诸葛亮说话时，竟分别使用“吾”与“孤”两种差别很大的人称代词指称自己，而与之交谈的对象——姜维和李福，地位大体相当。造成这种刺目的文字差异的原因，我想是因为：这两句话是《资治通鉴》从另两本著作（一为《汉晋春秋》，一为《益部耆旧杂记》，具体文字已在前文引用）摘录来的，司马光等人甚至没有做好必要的顺理工作，便将二者凑在一起。
从文章流露的情感取向与强度来看，《资治通鉴》也使我们觉得不甚满意。它相对公正，却不够浓烈。我们既听不见诸葛亮独特的声音，也听不到编纂者清晰的心响。这是一部“史”，司马迁的史学风流早就不能追忆了，在这个时候，“史”意味着冷静和不动声色。创作者站得太高，也就拥有了过于超脱的心情，在他们看来，诸葛亮只是三国众多英才中的一个，他们对他的褒奖和肯定，竟好象是在下一份冷漠的鉴定书！五丈原长星坠落的夜晚，只不过是简单的生命终结吧——过度清醒使史学家无法将死亡与生命的悲剧性意识相联系、与人类抗争命运的无奈性相联系，他们的冷淡使我们难自文字中感受悲哀。
《资治通鉴》之后，另外还有些相关的历史著作，比如南宋朱熹（1130—1200）的《通鉴纲目》等，却大多走不出“通鉴”的框范。也许，单纯的史学总结工作将要走到顶端了。一方面，它们无法提出更多更新的材料；另一方面，它们过分地为真实性所局限。所幸的是：沿着史学思索的道路，尚有许多话语、许多想法可以挖掘。它可以避开诗文、故事中诸葛亮周身太过灿烂的光环，稳重地走进人物的内心，进一步体味他作为凡人的真实心灵。只不过，如此工作必须留待来者，留给一个更独立、更自由、更反传统反权威的时代，留给一群敏锐、真诚、勇敢的史家。他们响亮、沉痛的发言将掩盖那些经官修史书培植的平板声音，使我们发现史学中真正动人、光彩的所在。
二、“生走司马”的三种记载：下层民间的泥土味道
我感谢唐的安定，安定的生活才能形成繁荣的经济，经济繁荣了，“城市”（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也就出现了，有“城市”也便有“市民”。这些人有一点钱但不一定很富，这些人也许认得几个字但不一定想去当官。这些人从事各种职业但不会非常繁忙，空闲的时候他们想找点什么来消遣，比如去寺院听听故事（大家称故事的文本为“变文”）、在市集上看看杂戏——真正的、能够脱离史家和文人的“民间文学”也便产生了！
“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是大家经常引用以说明唐代杂戏艺术中存有“三国”故事的诗句，它究竟对应何种具体的艺术形式（说书？戏剧？或者其它）尚无定论，兼之它与我所关注的“五丈原”并无太大关联，也就不再多述。下面我只想录一段非常有趣的文字，整个唐代“五丈原”在民间的流传发展，就现存记载来看，正是这段文字的流传与发展！
其文见于唐僧人大觉著《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十六（成书于714年）。这本书是对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批注，其《僧像致敬篇》中有“似刘氏重孔明”句，大觉即对此语作了大段注释，其文如下：
注云“似刘氏重孔明”者，刘备也。意三国时也。谓魏主曹丕都邺，今相州是也，昔号魏都；吴主孙权都江宁，昔号吴都；刘备都蜀：世号三都，鼎足而治。蜀有智将，姓诸葛，名高（亮），字孔明，为王所重。刘备每言曰：“寡人得孔明，如鱼得水。”后乃刘备伐魏，孔明领兵入魏，魏国与蜀战，诸葛高（亮）于时为大将军，善然谋策。魏家唯惧孔明，不敢前进。孔明因致病垂死，语诸人曰：“主弱将强，为彼所难，若知我死，必建（遭）彼我（伐）。吾死已后，可将一 土，置我脚下，取镜照我面。”言已气绝。后依此计，乃将孔明置于营内，于幕围之，刘家夜中领兵还退归蜀。彼魏国有善卜者，意转判云：“此人未死。”何以知之？蹋土照镜，故知未死，遂不敢交战。刘备退兵还蜀，一月余日，魏人方知，寻往看之，唯见死人，军兵散尽。故得免难者，孔明之策也。时人言曰：“死诸葛亮怖生仲达。”仲达是魏家之将也，姓司马，名仲达。亦云：“死诸葛走生仲达。”其孔明有志量，时人号为卧龙，甚得刘氏敬重。
这是一个怪异的故事，诸葛亮其人其行与前代完全不同！
故事的主体似乎是“死诸葛走生仲达”这一情节，却呈现出与《汉晋春秋》等历史著作截然不同的风格。它不仅明确提出“走生仲达”是孔明生前的计策，其余将领只充当了执行者的角色，还非常具体也非常奇怪地陈述了诸葛亮怎样使司马懿以为自己没有死，从而不敢追击蜀军：诸葛亮使用了某种奇特的法术（用“法术”一词来形容其行为比较恰当），要求部下在他的尸体周围布置活人生存时的众多场景，如在脚下放一袋土、在身前摆面镜子等——遵照这种做法，敌人在占卜中将得到诸葛亮还活着的错误信息，这使他们心生畏惧，蜀汉军队因此得以安然撤退。
不用说，这非但不是“历史真实”，甚至也不具备现实发生的可能性！它是显而易见的“文学”，与历史的细微关系只在于：故事涉及了几个历史人名（它使用的历史人名也并不完全正确，如“仲达”是司马懿的字，而非其名），涉及到一些两国交战的历史背景（这历史背景同样漏洞百出，如它声称诸葛亮伐魏是在刘备生前）。可以说，换一个人物、换一种背景，故事照旧可以存在，并且不会对它所传达的主要内容造成任何影响。
但是，如果说这则故事与史学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故事的主角是诸葛亮而不是别人？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叙述语言的巧合？只因为最早的讲述者们碰巧将这则故事安插在三国、安插在诸葛亮身上？我想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注意到：若说“寡人得孔明，如鱼得水” 这明显自史书上脱胎的语言并不与主要内容密不可分的话，其中“死诸葛走生仲达”一语却是故事里不可或缺的一句总结！这句话，在众多史册中均有记载。
也许有人会说，“走生仲达”句最早便得自于民间，它只是一句俗语，所有的讲述者都可能没有见过史书，直接从民间一线得知此话。我想提醒的是：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这么一句普通的、流传区域也并不很大（它大概只流传于魏蜀边境，由于其中包含了对司马懿的轻蔑揶揄，在一定时间段，此说亦很有可能受到官方压抑）的民谚，是否可能完全独立地持续数百年之久？且在文字上没有一点改变！兼之，“死诸葛走生仲达”并不是类似于“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这样的歇后语，它直接指向某具体事件，而非人们的世俗生活经验，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频率、范围也都很有限。
我们是否可以作另外的设想？大觉记述的“死诸葛走生仲达”，经历了比较复杂的、逐渐变化转承的过程：它最早得之于民间口舌，一些目睹过司马懿与诸葛亮交锋的百姓，亲眼看见司马的犹疑、狼狈，于是传唱“死诸葛走生仲达”。陈寿也许对它早有耳闻，囿于政治等诸多因素，他未能将其记载进正史，直至东晋习凿齿的记载，此话语才第一次进入了文字系统。习凿齿时，“走生仲达”的情节可能已有一定的神异化，然而这位可敬的史家并没有记录下那些被虚化、神化的情节，他尽量使读者看见了合理、可信的历史真实。习凿齿的文字受到后来者（知书的文士与史家）的重视，他们重复引用、收录这一记载，使其生存面更加广泛。另一方面，民间对于“走生仲达”的讲述时断时续，逐渐脱离“正统史事”，走向纯粹的“文学故事”——我想：长达几百年的岁月里，故事中具体、细致的情节不可能没有过疏离、阙漏，这时候可能有人（那些略通文字，可以从书本上得知史学信息，又真实地生存在下层民间的人）对它作一点“回复历史”的拨正工作。
就这样，“走生仲达”在“史学”和“文学”间摇晃来去，民间浓郁的生活气息是故事的真正内涵（包括幼稚的“法术”、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土”和“镜子”、大家对交战双方“必用占卜之术”的浪漫、泥土气息十足的想象），而与“历史”的点滴关联则使它比一般的民间故事更加堂皇、更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正如我们看《康熙微服私访记》，一件寻常的事，由寻常的人来做，大家不会有什么兴趣；但故事的讲述者告诉我们这是“康熙”做的，人物身份连带了某种魔力，使我们立即便觉得新鲜有趣，并兴致盎然地关注下文：“走生仲达”故事也一样，当大家注意到这土是置于“诸葛亮”脚下，这镜是照在“诸葛亮”面前时，“蹋土照镜”便有了不同寻常的趣味，大家一面觉得不可思议，一面又觉得非常亲切。
也正因为此吧，“民间文学”并不排斥“史学记载”的加入（唐代“变文”中存在大量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讲唱），它们甚至愿意将自己降低到附属于史学的、低一等的地位，却引发了阅读者、倾听者更大的兴趣。
（上文完全是一家之言，我尽可能地设想了“死诸葛走生仲达”从魏晋到唐代的流变过程，简略地揣测了史学与俗文学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及“文学”为什么无法、也无意从“史学”中彻底分离的原因，并欲借此传达我的想法：在古代的中国，文学与史学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它们即使可以成功地“分流”，却也不能轻易地“分离”。尽管分别走上自身发展的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仍旧曲折迂回地粘贴在一起。）
另外，大觉记载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以下几点信息：一、文中有大量游离于故事主体之外，对主要内容不造成太大影响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多数是错误的，如诸葛亮官职为“丞相”而不是“大将军”，这说明史学对民间文学的影响不可能贯穿到每一个必要的细节中；二、大家关注的是诸葛亮的军事才华，他如何成功地预料到敌人的举动，恰当安排好对策，其才华里还包含了相当的怪异成分；三、情节中存在一些奇怪的、情节用语上的矛盾：故事以“死诸葛走生仲达”为结论，其情节构成上却完全没有“仲达为孔明吓退”这一环，在曹魏占卜得知“此人（诸葛亮）未死”后，魏军根本就没有追击蜀军——这正显示了史学与文学间的距离与差异，亦使我们得知，唐代相对粗糙的民间作品，还不能顺利、熟练地运用文字，以构建具体情节、语言之间必要的因果联系与合理解释。
大约150年后，我们看见与大觉文字十分接近的记载，这一回，它不在与俗文学关系密切的寺院里生存，却出现在文人笔下，出现在对唐人诗人胡曾 的《咏史詩·五丈原》 注中。
《新雕注胡曾泳史诗》卷二，有陈盖（860—873）对此诗的注解：
《志》云：武侯诸葛亮将蜀军曰北伐魏，魏明帝遣司马仲达拒之。仲达、蜀军于五丈蜀原下营，即死地也，遂关城不出战，武侯患之。居岁，夜有长星坠落于原。武侯病卒而归。临终为 仪曰：‘吾死之后，可以米七粒，并水于口中，手把笔并兵书，心前安镜， 下以土，明灯其头，坐升而归。’仲达占之云未死；有百姓告云武侯病死，仲达又占之云未死，竟不取趁之。遂全军归蜀也。”
我没能接触到陈盖的生平资料，从他将此故事说成是正史（《志》云）来看，我相信他应该不会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士人”，而很可能是个生活在下层、接受一定历史诗文的读写教育但不够正式、且对民间故事怀有浓厚兴趣的读书人。通过陈盖的文字，我们发现：大觉后150年来，一方面民间文学在独立地发展、完备，另一方面，史册、诗文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入其中，对其产生影响、作用。当然，这些影响也都很有限，亦可能只是文人意识范围内的修正，并不为所有身在民间的故事讲述者接受（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见到可信的证明）。
试看陈盖与大觉的记载差别如下：
具体文字、情节 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 陈盖注胡曾《五丈原》
对诸葛亮之称谓 大将军 武侯
对战争形势之概括 刘备伐魏，孔明领兵入魏魏家唯惧孔明，不敢前进（五丈原在曹魏境内） 诸葛亮将蜀军曰北伐魏仲达、蜀军于五丈蜀原下营（五丈原在蜀汉境内）
长星陨落 无相关记录 居岁，夜有长星坠落于原
诸葛亮说话对象 语诸人曰 临终为 仪（杨仪？）曰
诸葛亮“法术”之具体内容 吾（诸葛亮）死已后，可将一 土，置我脚下，取镜照我面。 吾死之后，可以米七粒，并水于口中，手把笔并兵书，心前安镜， 下以土，明灯其头
曹魏中计受骗之过程 魏国有善卜者，意转判云：“此人未死。”何以知之？踏土照镜，故之未死。遂不敢交战……（月余）寻往看之，唯见死人，军兵尽散。（蜀军将孔明尸体留在战地） 仲达占之云未死；有百姓告云武侯病死，仲达又占之云未死，竟不取趁之。遂全军归蜀也。（蜀军携孔明尸体归蜀）
表格显示：（一）陈盖在文字上对大觉的说法有一定程度的更正，它予以孔明以相对正确的称呼，并回避掉刘备其人（“五丈原”时刘备已逝世多年）；
（二）比较大觉记录下的“走生仲达”，陈盖笔下更多了一些具体情节，如他补充记录了“流星”， 并加入更具体的、与史书记载一致的人物“杨仪”；
（三）陈盖未能注意到全部细节的真实，他甚至误作五丈原在蜀境内；
（四）“法术”内容更具体化、复杂化，新加入米、水、兵书、笔、明灯等道具，更形象、完善地模拟了活人的生活状态，其内在含义没有改变；
（五）魏军受骗的过程更加曲折，司马懿曾两次占卜，终于以为孔明未死，这可以说是其文学情节上的一大进步，但他没有提到“走生仲达”这句民谚，实际上，在陈盖的记载中，仲达根本未去确认孔明是否活着。
另外，陈盖的文字中修改了“走生仲达”故事主体里一些过于荒谬的成分，比如蜀军将诸葛亮尸体留在军中。
在陈盖之后约半个世纪，又有唐僧人景霄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约作于910年），在注释“似刘氏重孔明”句时，留下如下的记载：
孔明即诸葛亮之字也，襄阳人也，为蜀主所重。自三往召之，方出。次亮为丞相。备常云：“寡人得孔明，如鱼得水。”后令孔明领兵伐魏，因得病垂死，语诸军曰：“主弱将强，为彼所难，若知若知（衍二字）我死，必遭彼伐。可将 盛土，安吾足下，取镜照吾面。”言讫而终。置相营内，依语为之，至半夜抽军归蜀。经月余日，魏王有将司马仲达，善卜，卜云：“未死。”何以知之？踏土照镜，故知在也，不敢进兵。至后方委卒。时人曰：“死诸葛亮怖生仲达。”此举俗贤，反况于道圣也。
与陈盖之说相比，它更接近200年前大觉的记载。不同的是它补充叙述了诸葛亮籍贯 、“三顾茅庐”事，以及更恰当的诸葛亮官职：“丞相”。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它没有像陈盖般地修正“刘备令孔明伐魏”这一与历史明显不合的说法，这使我们推测，它也许根本没有接触过陈盖的文字；其二、它在文末有一句非常特别的结语——“此举俗贤，反况于道圣也。”
我们知道，唐代变文故事里，另有很多与“诸葛亮施法”实质相同的情节。比如《伍子胥变文》 中，伍子胥为躲避追捕，“用水头上攘之，将竹插于腰下，又用木剧到着，并画地户天门，遂即卧于芦中”，伪装出“头上有水，定落河傍，腰间有竹，冢墓成荒，木剧到着，不进彷徨”的“死亡情状”，使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从而逃过劫难。《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中所谓“俗贤”，大概就指伍子胥之类人物。景霄认为，民间流传“诸葛亮施法”事是人们由这些“俗贤”的作为反推得到的，是对“道圣”（诸葛亮）行为的无理猜测。可见，景霄明确地意识到“民间故事”的“虚构性”，他完全将它当作“文学”来看待，而不追究它与历史是否有必然联系，不追究它是否背离史实——面对如此民间化的文学性情节，倘还要将它与“历史”做比，倘还要兢兢业业地责难它丧失了“历史真实性”，不会太可笑了吗？
从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到陈盖注《五丈原》再到霄景《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走生仲达”这一情节持续发展。它是荒诞的，它却得到大家的喜爱和重视；它在讲述历史人物，它却充满了原汁原味的民间气息；也许会有正统的文人、史家对它的用语、细节责难不休（或者他们将它当成“朽木”，根本不屑于说什么），但是不能否认：在后代的演义小说中，它是一则被完整保留的、极为知名的材料，任谁都无法忽略。
当然，这材料也有非常明显的不足。因为没有真正文人的加入，它在文字保持了一贯的粗糙，讲述故事时运用的技巧也很贫乏，哪怕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它也都无法顺利地予以说明与阐发。另外，从情感投入的角度看，民间创作亦存在相当的障碍。在大觉、陈盖、霄景的笔下，我们没有看见任何感伤的情绪。民间文学以娱乐大众为目的，它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将“五丈原”当成“悲剧”来讲述。然而，这种单纯取乐的“故事”很难深刻打动读者，在文学艺术性上创造新价值、取得骄人成就。我们听过、笑过，也许就忘了，“五丈原”浓烈的悲风也将很不幸地被掩埋掉。
唐代之后，我们走进宋朝。因为资料有限，我们无法看见宋代“五丈原”情节的流变轨迹。这里，我且简略地列举一些相关材料，以说明其时民间讲唱文学的发展——这些材料被大家重复述说，所以我只予以简单的陈述。
其一、苏轼《东坡志林》卷一有“怀古·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话”条，言：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其二、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影戏”中载：
宋朝仁宗时 ，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
其三、南宋（1127—1279）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里记述了十二世纪中期，京都流行的说书技艺与当时听众的热烈反应：
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霍四究，说《三分》……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其四、宋代罗烨《醉翁谈录》甲卷集一“小说开辟”中言：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三国志诸葛亮雄材，收西夏说狄青大略……言无讹 ，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讶。
另有些更具体的、对民间讲唱、杂戏中三国人物如刘备、关羽等的记载，因为与文章并无太大关联，就不一一摘录了。
上面的记载表明：宋代有关“三国”的各类民间表演，在市民阶层中受到普遍欢迎。我想：所谓的“君子小人之泽”，并不是市民们真正关注的，也不是艺人们作此种种表演的真正意图。通过欣赏民间各门类的艺术，人们希望能得到感性快乐，也正是这种热烈的快乐，吸引了薄劣的孩子们。
很明显，相对于“五丈原”的悲愁、哀痛，下层的人们更多关心“诸葛亮雄才”。这也就是说，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在通过各种形式演绎故事时，大家真正喜欢的是激烈、神奇的战争智慧，而不能广泛接受那些深刻、清澈的哀伤。
如此的欣赏者要求，一方面突出强调了对情节趣味性的“高标准”，一方面也限制了作品走向更深邃的精神地带的可能。
三、士人沉痛的声音：文思浮凸于历史之上
毋庸置疑，唐宋文学最高成就，不在史籍之中，也不在民间俗文学的口舌唇齿之上，而在诗、在词、在真正文人的笔端心上。
这里有一群真诚的人们，与前代相比，他们有权利离政治更远些 ，离真实的内心更近些；诗体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使他们拥有了“自我语言方式”，于是不必被“史册”局限了自己深沉的历史喟叹。他们是潇洒的，他们又如此多情，这群人代表了高度的才华和智慧，代表了不受压抑、又有足够文化修养的社会力量。如果说“正规史书”与“民间讲唱文学”无异于天上地下，文士们恰在天地间生存。他们既可以接触史书、又能从俗文学中汲取活泼、生动的养料，貌似不可跨越的鸿沟被他们“一笔勾销”。
唐宋诗文 ——我一页页地看过去，轻轻地触摸他们善于发现的眼睛、善于捕捉的双手、善于感觉的心。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唐宋”才光辉绚烂，使后人不敢逼视、流连忘返。
此刻，我行走于唐代，搜寻有关“五丈原”的字句。不愿意早早便列出些条目性的概括，我觉得：与其用文字去论证“观点”，倒不如从文字中“发现”观点。对文本的细致分析、思考应比单纯的概述更使人信服，我亦能借此表示对那些古老生命的尊重——真的我感激他们，我相信如果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五丈原”。
（突然哼起了《快乐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跟我走吧，我带你去的不是快乐老家，而是一个悲情王国。那里纠缠着英雄的眼泪与遗憾，世世代代使你疼痛使你振奋，使你情伤不能自持。）
先来看看杜甫（712—770）的诗作。没有人会怀疑这伟大的诗人于诸葛亮的真挚情感，孔明无疑是他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先贤。
其《蜀相》诗如下：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陈述了“三顾频繁”、“两朝开济”、“出师未捷”这三个“史实”，它们完全来自于正史，在真实性上没有任何可质疑之处。杜甫之用笔也没有涉及到想象和虚构。我并无不恭地认为：《蜀相》在情节性、故事性上没有为“五丈原”增添任何新鲜的色彩，它重复述说些古老的往事，与前代不同的只在于恪守了七律的语言规则。
但它却为什么能流传千年、感动古今？
情感。因为它拥有一种持重、深沉的情感。我们第一次看见为“五丈原”而流的眼泪。如此悲痛并不只存在于“泪满襟”三个字，它同时在“碧草”、在“黄鹂”、在“柏森森”、在诗作提供的全部空间中生存！
正史没有泪水，俗文学没有泪水，在应该有泪水的地方，它们始终维持着使人失望的干燥。可是，人类的眼睛需要滋润，正如我们的心灵需要被打动。我们看见了《蜀相》，于是一代代地体味杜甫的悲伤，直哭得畅快淋漓。
南宋刘辰翁《唐诗品汇》中评此诗曰：“全首如此，一字一泪矣。写得使人不忍读，故以为至。千年遗下此语，使人意伤。”
元代方回《瀛奎律髓》）中评曰：“子美流落剑南，拳拳于武侯不忘。”
明代顾宸《疆辟园杜诗注解》中评曰：“‘出师未捷身先死’，皆‘频频’‘开济’呕血辛酸所致，后之英雄览其遗迹，安得不低回于碧草、黄鹂间致满襟流泪也哉！”
清代金圣叹《杜诗解》中评曰：“嗟乎，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而不见获诸其事者，可胜道哉！在昔日为英雄之计、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泪矣。”
近人王文濡《唐诗评注读本》中评曰：“悲壮浑劲，此为七律正宗，后四语将武侯自始至终，一生功业心事，概括都尽，非有如椽之笔，不能到此境界。”
……
情感是文学的灵魂。我感激杜甫，我跋涉了多少年，终于在他的诗作里看见了“五丈原”鲜明的灵魂！这不是给官方“御览”的悲伤，也不是能在热闹市集上流传的长叹，这是一种属于杜甫、属于纯文学的独特力量，它强烈冲击我们的心情，以维持“五丈原”深刻动人的生命！
（补充说一点：诗中杜甫没有追究诸葛亮未能成功的原因。他陈述了那个悲哀的结局，并将壮志难筹的现实与自身相结合。也就是说，其诗拥有文学性的情感，同时也没有与“历史真实”产生任何冲突、矛盾。）
杜甫另有《咏怀古迹》诸诗，其五为：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塑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少陵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地方：宇宙浩淼天地无垠，广阔空间将一切淡化，唯留下一个清晰的身形，庄重清朗、精神旷达。其诗中的孔明竟拥有如此高拔的视野和心地，他凌驾于时局之上，将三国风云尽收眼底：轻轻松松把握全局、谈笑之间纵横指挥。
我们看到，这里的诸葛亮分明不是一个历史中人，诗人的一支妙笔将他从“历史地带”牵引进“文学领域”，使他由个历史人物转化为文学的偶像。
在诗的最后，杜甫分析了诸葛亮失败的原因。诗人的语言有一点模糊：他一方面提出“汉祚难复”——古人们通常认为，朝代的更迭全由天意掌握，并不是渺小的人力所能左右；另一方面却将诸葛亮的死亡归于“军务劳”,也就是说，杜甫认为孔明死于繁重的人事而非单纯的天意。两方面看上去似乎有一点矛盾，但我觉得，这也恰恰透露了从历史思考到文学追求的过渡过程。
杜甫的文字实际上给后人提供了进一步思索与叹惋的道路，它有“现实”与“天意”两条分支，最终统一于对“英雄陨落”的沉痛追忆。顺着如此思路，孔明的悲剧性命运将在后人笔下得到进一步的张扬、凸显。
另外，杜甫还有《谒先主庙》一诗如下：
惨淡风云会，乘时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经纶。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杂耕心未已，欧血事酸辛。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锦江元过楚，剑阁复通秦。旧俗存祠庙，空山立鬼神。虚檐交鸟道，枯木半龙鳞。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闾阎儿女换，歌舞岁时新。绝域归舟远，荒城系马频。如何对摇落，况乃久风尘。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应天才不小，得士契无邻。迟暮堪帷幄，飘零且钓缗。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
此诗透露的、较为特别的信息有：
（一）杜诗引用、强调了“呕血”的细节。
回顾前代资料，我们只在《魏书》中见过相关记载，王沈借此表现了孔明在战争中的局促与不利。作为敌对方的曹魏，《魏书》中流露出对孔明的诋毁和不屑，深敬孔明的杜甫自然不可能承继如此情感。如我们所见，少陵只借用了诸葛亮“欧血”这个事件的外壳，却完全放弃原记载传递的“外延”与“精神”，他并且很自然地予此事件以新鲜、动人的内涵。
结合上下，杜诗充分表现出诸葛亮的孤独和悲怆；隐藏在悲怆、孤独后的，是某种不能被抹杀的、坚韧昂藏的人类精神力——因为创作者的天才与深情，竟能从虚伪的“史事”中飞脱出富于张力的“文学”，确使人赞叹敬服，亦使人对“文学”的未来满怀希望（后世文学作品多跟随杜甫此解，五丈原上鲜艳的血液，将孔明映衬得更加庄重）。
（二）“霸气西南歇”句，流露出杜甫对孔明生命悲剧之原因的思索。后世洪迈（1123—1208）《容斋随笔》卷八中，有评论如下：“司马懿年长公四岁，懿存而公死，才五十四耳。天不祚汉，非人力也。‘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杜诗尽之亦。”若我们相信洪迈的解读确实贴近少陵本意，则杜甫在此诗中便已清晰地涉及到“人力与天意的对抗”这一悲剧性意识：多么智慧的人类，多么冷酷的天道，为人的呕血酸辛，为天的偏偏停歇了“霸气”，命运甚至用强制的手段最终剥夺了其人的生存权利，使人间大好的功业毁于旦夕！
在于“五丈原”情节投注的情感、思索之上，杜甫走得非常远、非常深。他恳切的叹息与质问，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小子后人受用不尽。
杜甫之后，有李华（715？—774？）《咏史十一首》，其中一诗如下：
蜀主相诸葛，功高名亦尊。驱驰千万众，怒目瞰中原。曹伯任公孙，国亡身不存。社宫久芜没，白雁犹飞翻。勿言君臣合，可以济黎元。为蜀谅不易，如曹难复论。
李华以激越的笔调写出诸葛亮积极、磊落的战争态势，写出个人之于国家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当然，这并非客观的历史评价，只是文人们一厢情愿的“文学假设”，同时也写出了世事沧桑、风云消散，作者轻轻一声叹息，注目那荒芜的宫廷，记录下白羽翻飞的一瞬。
此后，李瀚 《蒙求》有“亮遗巾帼”句——蒙求是给儿童的“启蒙读物”，以简略的语言叙述了大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其中涉及诸葛亮的共有三处，分别为“孔明卧龙”、“葛亮顾庐”和“亮遗巾帼”。
可见，李瀚时“遗巾帼”已是个极为普遍的故事。大家将它与“孔明人称‘卧龙’”、“刘备三顾茅庐”这类非常有名的典故并置，以其为孩提童蒙时代就应该知道的常识。我们同时注意到：上面三个典故，前二者都出于《三国志》，唯有“遗巾帼”来自于野史记载。试想一下，这样一则未必真实无疑的材料，为什么也会被列入教育性诗作《蒙求》呢？
我想这一是出于对典故故事性的要求：希望孩子们也能了解、熟悉的历史事件，务必新鲜易记，“遗巾帼”显然是个极富戏剧性的故事；其二，这透露出唐代人们的普遍好感完全倾向于诸葛亮，而不是其敌对的曹魏——“遗巾帼”一事流传如此之广，在《晋书》中却痕迹全无，这是否正表现出文人自身意识、民间情感倾向与官方态度的抵牾与不谐？
“遗巾帼”在武少仪的《诸葛丞相庙》诗中也有记载，其诗如下：
执简焚香入庙门，武侯神像俨如存。因机定蜀延衰汉，以计连吴振弱孙。欲尽智能倾僭盗，善持忠节辅庸昏。宣王请战遗巾帼，始见才吞气亦吞。
诗人对诸葛亮的景仰和尊敬在诗作中表现得非常淋漓。他认为诸葛亮不仅在才华上远胜司马懿，在气势上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此后又有殷潜之 的《题筹笔驿》，其诗如下：
江东矜割据，邺下夺孤嫠。霸略非匡汉，宏图欲佐谁。奏书辞后主，仗剑出全师。重袭褒斜路，悬开反正旗。欲将苞有截，必使举无遗。沈虑经谋际，挥毫决胜时。圜觚当分画，前箸此操持。山秀扶英气，川流入妙思。算成功在彀，运去事终亏。命屈天方厌，人亡国自随。艰难推旧姓，开创极初基。总叹曾过地，宁探作教资。若归新史数，谁复顾衰危。抱德兼明道，长留识者知。
“仗剑出师”，何等磊落的气魄；旗帜卷动，何等飒爽的英姿；山川河流因他增添了灵气，他挥毫决胜、从容优逸。可惜天命不佑、一朝陨落，他的死使国家失去振兴的希望，新兴的基业于是归于没落和消败。
殷潜之说的是诸葛亮的一生，我看见的却更像一个传说里、神话里的英雄：一举一动都能激发天地自然的变化，洋溢着理想的、美丽的想象光辉，其智慧似乎不属于人间，但没有人愿意将他从人间剥离。
“算成功在彀，运去事终亏。命屈天方厌，人亡国自随。”
乍一看，上面两句说的是诸葛亮“个人生死”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可我又觉得：其实，诗人真正关注的只是“诸葛亮”这个人吧？因为有了他，这个国家才使人振作，因为有了他，这片大地才充满光华！实际上，在唐代在后世，刘备得到普遍嘉许的原因，是他“三顾茅庐”、“白帝托孤”；“蜀汉”之所以会给大家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也是因为有诸葛亮辉煌又悲伤的生命。
——我们看见，诸葛亮走出了历史的框限。在史学家那里，若没有三国史，诸葛亮即将丧失全部生存意义；而在文学家这里，若没有诸葛亮，激扬飞越的三国史也将为大家遗忘、不复存在。
（距殷潜之时代前后不远的碑铭性文章中，大多流露出与其相似的思想。
如尚驰的《诸葛武侯庙铭并序》，称：
天事远，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论，武侯常存，殷若一敌国，胜于本朝百万之师，北向争衡，司马懿复惕息不敢战，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但为天不假年，忠尽莫就，生居于后，（与伊尹、吕尚相比）功绩在其下耳。
沈迥的《武侯庙碑铭并序》，称：
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 ，其将席卷西邑，底绥东周，祀汉配天，不失旧物矣。
裴度 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并序》，称：
……震叠诸夏也，不敢角其胜负，而止候其存亡……据武功，分兵屯田，谋久驻之计，与敌对垒。待可胜之期，杂乎居人，如适虚邑，彼则丧气，我方养威，若天假之年，则继大汉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难矣……中原旰食，不测不克，以待可胜，允臻其极。天未悔祸，公命不果，汉祚其亡，将星中堕。反旗走鼓，犹走司马，死而可作，当小天下。
裴度并在文中使用了“长星坠落”——且它被明确定义为“将星”，明显对应着诸葛亮的生命，“走生司马”等典故。
孙樵的《刻武侯碑阴》，称：
是并络之野，与武侯存亡俱矣。天歼武侯，其不爱刘，愈明白矣。
经意或不经意地，相对于对历史的追究，以上文字流露出更多的文学想象。文人们设想如果孔明不死，历史结局必将有巨大的变化，他们由此发出进一步喟叹，为诸葛亮英年早逝而扼腕悲痛——这时候，曹魏势力已不值一提，客观的实力对比也被抹去，唯“天人对立”成为文章的精神支柱，也正是这“精神支柱”，数百年不变地引领着后人们的思索、创作。）
后，杜牧（803—853）作《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其诗如下：
三吴裂婺女，九锡狱孤儿。霸主业未半，本朝心是谁。永安宫受诏，筹笔驿沉思。画地乾坤在，濡毫胜负知。艰难同草创，得失计毫厘。寂默经千虑，分明浑一期。川流萦智思，山耸助扶持。慷慨匡时略，从容问罪师。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仗义悬无敌，鸣攻故有辞。若非天夺去，岂复虑能支。子夜星才落，鸿毛鼎便移。邮亭世自换，白日事长垂。何处躬耕者，犹题殄瘁诗。
此诗所表达的精神于殷诗基本一致，因为是在追寻“五丈原”的痕迹，我尤其珍惜其“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句：在褒中、在渭滨，那声声鼓角、那阵阵旌旗；一个“秋”字、一个“晚”字，活画出多少悲伤、无奈！
我赞叹于杜牧细致的、修饰性的笔法，它能引发我们更具象的思维。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有一点遗憾：“诗”是精练的，短小的篇幅使它在只字片语中就能传达某些深刻的感触，但这样的灵光又往往只在一现、只在一瞬！
我很难想象诗歌能勾出“三国”全景，勾出诸葛亮的完整生命——然而那正是我、正是读者们希望看见的：我们渴望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容纳下世代的悲情，也包含进曲折生动的故事。
后又有薛逢 的《題筹笔驿》，其诗如下：
天地三分魏蜀吴，武侯倔起赞訐謨。身依豪杰倾心术，目对云山演阵图。赤伏运衰功莫就，皇纲力振命先徂。出师表上留遗恳，犹自千年激壮夫。
其末句激昂慷慨，大受后人赞叹。
与薛逢差不多同时，有薛能 的《游嘉州后溪》与《筹笔驿》，其诗如下：
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舂。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
（《游嘉州后溪》）
葛相终宜马革还，未开天意便开山。生欺仲达徒增气，死见王阳合厚颜。流运有功终是扰，阴符多术得非奸。当初若欲酬三顾，何不无为似有鳏。
（《筹笔驿》）
与我们以前看到的不同，薛能诗中透露出大量的非主流意见。他认为孔明一生失败，其一不该离开南阳、投身政治，其二不该发动战事、与人争斗。而诸葛亮死于军旅更是理之所至，“生欺仲达”（可能指“遗巾帼”事）、“制木牛流马”等都属无宜之举，其智慧的运用亦属“奸诈行为”。
——实际上，一千七百年来，时时出现像薛能这样非议孔明的人，“时人多以为轻薄也” 。我不想追究道德品行上的事情，只觉得薛能等人的语言里可能有点“矫枉过正”的意味。他们将诸葛亮当作“历史人物”来看待，认为其人受到了过多推崇。他们想把“诸葛亮”从想象、神话里拉回历史，便不惜用上许多贬低孔明的词汇。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发现，“诸葛亮”的生命早就演化成为某种独特的形式，他更适合在文学中而非历史里生存。薛能等人的“努力”终将徒劳无功。他们无力对抗强大的社会思维，只能使自己身陷尴尬。
在薛逢、薛能前后，有温庭筠（812—870？）的《过五丈原》，其诗如下：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我们知道，温庭筠是很有名的词人，每次读到这首七律，我便有种不一样的感觉：如果说苏轼是将“诗”入“词”，我倒觉得《过五丈原》是将“词”的气息引进了“诗”里。尤其是“夜半妖星”、“象床宝帐”等词汇，无不点染上某种奇诡、某种艳丽。它们与硝烟弥漫、宏大开阔的三国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然而，这首《过五丈原》的确写得非常好。
我想：这是否因为诗人们关于“诸葛亮”、关于“五丈原”的咏史诗已经快走到“顶端”了？它需要一种新鲜的文体，以补充新鲜的养料、以容纳更新奇的语言和更细致的感觉——即使是变化并不很大的词，也能为它增添新的色泽和质地。不过仅“词”这一题材显然不够，在篇幅上它仍受到严重限制，并不能包纳了详细的情节；同时它与个人细微的情感联系得太紧密，这也决定了它难以承载“三国”的重量。
如何使“五丈原”情节向更完备的内容、更深刻的情感推进，实在是值得思索的问题，唐人们于此做了一定尝试，其硕果丰收则势必寄希望于来者。
温庭筠后，有罗隐（833—909）的《筹笔驿》，亦属佳作，其诗如下：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江山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明人王昌会《诗话类编》卷三十中言：“……罗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吁！千载之下，能言之士，皆叹息汉运告终。武侯虽忠义昭然，如青天白日，而天啬其寿，使之不能尽用其才，以光复汉业。读二三君子之诗，未尝不流涕叹息也。哀哉！”读而流泪叹息，足见此诗之健劲感人！
另外，值得注意也比较有趣的一点是罗隐顺畅甚至于大众化的语言。宋代王 看出了这一点，其《野客丛书》卷六称：“唐人诗句中，用俗语者，惟罗隐、杜荀鹤为多。……罗隐诗如……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今人多引此语，往往不知谁作。”
如此之“运用俗语”，是否也可以看成是民间俗文学对诗人创作的侵入和影响呢？实际上，它也必将反作用于民间的讲唱文学。
唐末，又有李九龄的《读三国志》，其诗如下：
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
可见，唐末“长星坠落”已经成为了“诸葛亮死亡”的代名词：实际上，这也正是数百年来的“选择”：流星，那一道耀眼又短暂的光辉，与孔明的生命状态是多么契合！而且，这实在是一个简练的、醒目的“情节”，正适合近体诗一贯的表达方式。
试想：若是将“遗巾帼”、“问寝食”、“李福问安”、“死诸葛走生司马”这类情节写进诗里，它至多只能传达对某典故的概括，却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限于诗歌的篇幅，我想也难以增添其细节中的闪光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完善“五丈原”情节的过程中，我们无疑不能只就一道“流星”做文章，这便又回到了上文提及的思索：我们正在期待另一种容量更大、描写更细、运笔更自由的体裁出现，以期进一步挖掘“五丈原”的内在精神、具像“五丈原”的故事情节，使之更广泛地进入社会，普及到每一个阶层、每一类人群，令大家为同样的一个故事、同样的一种内涵而喜而悲、欢笑哭泣——文学若能及此境地，便是绝大的成功。
除上文列举、从杜甫到李九龄的这十四首诗外，唐人作品中还有如：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岑参《先主武侯庙》、李商隐《筹笔驿》、李山甫《代孔明哭先主》，《又代孔明哭先主》等描写三国、描写孔明的佳篇，因为与“五丈原”情节没有直接关联，在思索的深度上也没有更大的新突破，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
宋代亦有大量吟咏“五丈原”之作。不过，一方面，相对唐代，我接触到的宋诗、文比较有限；另一方面，我觉得在情节表达的生动性、情感思索的深刻性上，较之唐人，宋人缺乏更新的见解，也少见飞跃性的进步——因此，于宋代诗文，我只做一点简单的列举示意，希望能使大家获得大致了解。
王安石（1021—1086）有《诸葛武侯》，专写孔明生涯，其诗如下：
汉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黄。群盗伺昏黑，联翻各飞扬。武侯当此时，龙卧独摧藏。掉头梁父吟，羞与众争光。邂逅得所从，幅巾起南阳。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强。晕晕若长庚，孤出照一方。势欲起六龙，东回出扶桑。惜哉沦中路，怨者为悲伤。竖子祖遗策，犹能走强梁。
（此诗亦认为“生走司马”之计出于孔明，我想它并非来源于史书，而是将民间讲唱融进文人笔端，勾勒出一个先知先觉的“智慧形象”。）
苏轼（1036—1101）有《隆中》，将诸葛亮凌于历史之上，声称因此一人，国家山河才如此绚丽秀美，而失此一人，乾坤便改、渊潭便移。其诗如下：
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空余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另外，苏轼还有《八阵碛》一诗，有句如：“孔明最后起，意欲扫群孽。崎岖事节制，隐忍久不决。志大遂成迂，岁月去入瞥。六师纷未整，一日英气折。”其中“志大遂成迂，岁月去入瞥”之句，以另一种尊敬惋惜、又一点没由来地“怨”的心情，来读解孔明北伐之举，亦是可贵、可喜的尝试。
宋京 有《诸葛孔明读书台》，抒发怀古伤今之情，其诗如下：
君不见孔明书台遗庙旁，古书不见台荒凉。卧龙未起蜀天远，茅庐日日空南阳。赤符光寒白水涸，秣陵王气犹能作。璋如婴儿操虎狼，脱去荆州殊不恶。十倍奇才安用书？此台昔时知有无？蜀人思君思故处，未若江水存兵图。黄冠所居门第改，只有坊名今尚在。安得台边见古人？秋草重生类书带。
王十朋（1112—1171）有《题诸葛武侯祠》，亦提到“走生司马”的情节，面对孔明遗像，这位南宋诗人兼名臣流下与杜甫相似的眼泪，其诗如下：
八阵图旁丞相祠，风云惨淡会当时。功成岂止三分汉，才大非惟十倍丕。渭上忽传司马走，蜀中长起卧龙思。我来再拜瞻遗像，泪满襟如老杜诗。
陆游（1125—1210）有《谒汉昭烈帝惠陵及诸葛公祠宇》，节录其诗如下：
尚想忠武公，身任社稷重。整整渭上营，气已吾岐雍，少须天意定，破贼宁患众？兴亡信有数，星陨事可痛……刘葛固雄杰，阅世均一梦。论高常近迂，才大本难用。九原不可作，再拜临风恸。
（面对每况愈下的社会，陆游少了些雄壮、激奋，多出些无奈与消沉。）
文天祥（1236—1283）有《怀孔明》，文也平白，情也深沉，其诗如下：
斜谷事不济，将星陨营中。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世以成败论，操懿真英雄？
宋代还有如王安石《诸葛武侯》、钱勰《成都诗》、陆游《诸葛书台》、朱熹《卧龙庵武侯祠》等诗，也都涉及与诸葛亮相关的内容，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通过以上诗文，我们看见了唐宋文士笔下心中的“五丈原”，较之前代记录、较之其他文体形式，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与史书不同，文人们的情感倾向性完全确立，他们走上了截然不同于“官方文化”的道路，并拥有强大的、足使其自由发展的自身脉络。诗人们大多对诸葛亮充满了景仰、尊敬，相比来说，史书中的“胜利者”司马懿，远没有诸葛亮的威名、智慧、气度。
（二）与“民间俗文学”不同，诗人们在作品里投注了更多的、更深切也更悲伤的情感，他们竟用滚烫的泪水浇灌“五丈原”，使它一步步地走进纯粹的、悲剧性领域，而不只是为了娱乐大众才出现的“故事”。
（三）诸葛亮没有脱离了历史（实际上，他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历史生存），却无疑已经从历史里走出。在文人们的作品里，诸葛亮更像一个“文学角色”而非“历史人物”，整个三国都围绕这个“文学形象”转动，也因他变得绮丽。
（四）对诸葛亮“悲剧”原因的追究，由“魏蜀力量对比”这现实性因素逐渐走向“天人对立”这一人类悲剧性命运。诗人满怀热情地歌颂孔明的业绩，他们不认为蜀汉只是个“抱残守拙”的政权，他们确信“伐魏大业”可获成功，“未能成功”只是因为诸葛亮活得不够长——那局限我们伟大男主角的，不是时代不是历史，是高于时代高于历史、高于一切人类意志，偏偏又不能捉摸的“天意”，众人于是无话可说，于是只能流泪，于是悲痛千年！一遍遍地由孔明反观自身，由三国反观现实，也正因此，文学的悲哀贯通了诸多时代。
（五）在情感的思索、定位上，文人们走得很远，然许是囿于篇幅、许是囿于文体，其作品运用的情节性元素相当有限，也都非常相似。他们无法提供更多更生动的细节，也无法从容地设想诸葛亮其人其心，无法展开描述诸葛亮其时其情——实际上，文人说的大多是自己而不是孔明。文学发展至宋代后期，若还继续“诗”的道路，于“五丈原”情节的发展，恐怕很难再有大的进步。
四、“五丈原”情节变迁之唐宋结语
与魏晋南朝相比，由于史书语言的官方化、文人意识的进一步加强、文学体裁的成熟与兴盛、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等原因，唐宋时期关于“五丈原”情节的文字正式分流为“正史”、“民间俗文学”和“文人诗文”三方面，它们独立成长，同时也相互影响。
“正史”不可避免地受到“俗文学”和“文人诗文”中情感因素的作用，它甚至无法恰当地、顺利地“为尊者讳”，在称美司马的同时流露出众多矛盾与掩饰的端倪；“民间俗文学”也无法完全脱离了正史与文人，口耳流传的故事、市集表演的技艺，无疑都需要一个“时代背景”和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以迎合大众欣赏、审美、娱乐之心，这些自然应当从“历史”里来；至于“文人诗文”，我觉得它正处于“史学”与“民间”的中间位置，文人们通常能顺利地、无阻碍地接触到双方面养料，即使他们在潜意识里排斥民间的荒唐、拒绝史家的冷漠，也绝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二者生存，他们不能无视史家的沉重严肃，也不能抛弃了民间的热情真诚。
纠缠作用的结果是：唐宋数百年，围绕着“五丈原”情节发展变化的这三条脉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正史作者做了大量通顺工作，使前代芜杂的史书里与“五丈原”情节相关的条目都得到了完整的、有价值的梳理，为后来者理清了历史的、事件的脉络，使其能够顺利地掌握情节的来龙去脉，将“五丈原”敷衍成文。
民间讲唱作品中，“五丈原”在情节性、故事性上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死诸葛走生司马”是其中突出代表。百姓依据自己的想象，为诸葛亮添加了众多生活气息浓厚的、沾染了神仙法术的细节性行为、语言，这里的诸葛亮绝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众人口舌上的“智慧代表”。
文人的诗文作品里，“五丈原”所蕴涵的哀感大大加强，纯文学的语言更为它平添了历时不衰的魅力。这时候，诸葛亮完全从历史中分化出来，吸引读者的是他这个人而不只是其时代；“五丈原”亦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死亡行为”，“死亡”之后的无奈、悲愤、惋惜才是其精髓。“历史”化作壮丽的舞台，昂扬不屈的人类精神浮凸其上；“死亡”成为清洁的仪式，‘“天人对立”的悲怆贯穿其中——这样沉重庄严、脱于“历史”的“文学”，直使世代动容。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三者又都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本体裁的“绝境”位置，它们无力将“五丈原”向更高的成就上推进，新鲜的成绩须留给后世完成。
先来看看正统的史学，材料整理的工作已基本完备，但显然它无法提供给我们更突出、更深刻的悲剧精神。一方面因为它掺杂了太多政治因素，与政治离得太近，文史都变得不那么纯粹，情感倾向也就丧失了其鲜明性、可靠性；另一方面在于：史学思索大多发于“理性”精神，顺着这一思考层面，诸葛亮的失败只能归于“力量对比悬殊”、归于“历史必然”，我们不需要为“必然”的东西流眼泪，我们的心灵也可能变得淡漠而平静——这许是“史学”的任务，却难以达成我真正关心的、“文学”的目的和冲击力。
（当然，历史确有其突出魅力和深度，若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诗心、史心毕备，以理性又热情的态度去挖掘“诸葛亮”的内心，亦还有可能创造出更新的辉煌。实际上，明代正有王夫之等人的独到篇章，证明了我们的猜测。）
再来看看民间俗文学，它们用生动活泼的情节性、故事性使我们觉得喜悦，提供了一条颇有希望的道路。但因为不具备出色的、有才气的文人的参与，它们的语言大多是粗糙的、简陋的，甚至有一点不能为后世读者接受的粗俗。它缺乏对生命清澈、深邃的观照，无法也不想抒发作者的心情，无法也不能熔铸进悲切深刻的情感。很显然我们看见，俗文学的“五丈原”情节，侧重点不在“诸葛亮之死”上，而在“走生仲达”的计策上——这正是民间听众、观者的娱乐性选择，它合乎大众心意，却也局限了文学走向永恒、走向不朽的可能。
最后来看文人们的诗文作品，我说过我对他们的心灵与语言充满了尊敬，这种感情从未改变。可我还是得遗憾地、不作回避地说出他们的局限，这群人并不受制于思想的贫瘠和才情的单调，他们只是为时代环境和文学本身所束缚，难以向更高更远处迈进。文人们走进“天人对立”的领域，他们把握住了可贵的悲剧精神，反复那些吟咏忧郁真诚的情感，我们一边受感动，一边却也渐渐地看见了“诗文”的局限。
短小的篇章不能完整地阐述、回忆一段历史，它能够勾勒一瞬间的悲剧性感受，却难以塑造出鲜明的诸葛亮形象；它能够抒发自身的内心状态，却很难描画详细的细节与情形。也正因为此，在情节的描写与选择上，文人们受到了太多限制，以至于我们总是见到些相似的话语，同样的“如果他能多活几年”的假设，同样的“他死了国家也就衰落了”的叹息，同样的“那个夜晚陨落了长星”的记叙……看到后来我甚至有一点失望，我怀疑“诗”的短小已经成为一道枷锁，它砌起高墙，挡住了文人们原可飞翔的视线——突然想起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想起其中的“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之句和“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之语，这些文字何等美丽，比《隆中》、《八阵碛》都写得好。这是否也正暗示了，“诗”的道路正有待转变，文人们的情感，需要更新鲜的载体、更从容的话语来传达，才能至于精妙之境？
我们等待着，满心期望。当然我们对唐宋亦充满感激。实际上，因为唐宋两朝的努力，有关“五丈原”情节，无论是从故事性上、思想情感上，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基本做好。我们等待、期望的也许只是合适的时代来到、合适的文体出现、合适的契机降临、合适的人选诞生……到那时，“五丈原”将绽发它累世积蓄的光亮，一枚必然的“文学果实”亦将成熟于我辈目前！
元明清：连绵美丽的文学之峰
“五丈原”是幸运的，“诸葛亮”是幸运的。
一代一代，总有那么多眼睛关注着“五丈原”；一朝一朝，总有那么多心灵倾慕着诸葛亮。陈寿种下了一粒朴素的种子，后世竟有那么多杰出的双手为它施肥浇灌，它发芽、它成长、它枝繁叶茂、花团锦簇，然后它“结果”。
倘若时间认定“五丈原”只能成就一枚果实，毫无疑问，这果实的名字叫《三国演义》——只有它，使历代的感情、沉积的故事得到了一次完整的整理和倾吐。我今来到的“元明清”，正是孕育、诞生《三国演义》的时代！
一、《三国志通俗演义》诞生之前：元曲平话，导夫先路
公元十三世纪，中国起了些变化。
“蛮夷”来了，“外族”来了，血雨腥风横扫中原，大宋国破了。
朝代的变换其实并不希奇，文人们很有气节，可也知道变通。初时许还有一些前朝遗民，过个十几年，至多二三十年，受受恩泽，反抗的、悲愤的情绪也就淡了，出仕新朝也便很平常。
不同的是，这时的文人竟遇上了“元朝”，遇上一个由蒙古人当皇帝的年代！蒙古人习惯挂着弓、骑着马在草原上讨生活，他们不知道“文人”是什么东西。
巫医乐师百工，文人会做什么？如果他什么也不会做，他又有什么用呢？一贯的宗法制度断裂了、儒学的伦理摇晃了、传统的文化体系崩溃了，科举也被废除——社会在失重的混沌中显得有些无所适从，文人们数百年来的“生命之路”就此被打破，其自我也迷失在了这个动荡的时代里。
所幸他们没有放下笔。
实际上，我想他们绝不可能将笔放下，这群人像渴望食物与水一样地渴望语言和文字，如果没有这么条纾解的道路，他们就会被自己疑惑、嘲笑、颠倒错乱的激烈精神燃烧殆尽！
先来看看诗曲吧，关于“五丈原”的、关于“诸葛亮”的，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时代里有些什么样的文字。
张养浩有《咏史》诸诗，其《庞德公》如下：
鹿门佳处恣游遨，谁识沉冥一世豪？莫把功名论出处，卧龙终让德公高。
马致远（1250—1321）有《（双调）庆东原·叹世》如下：
三顾茅庐问，高才天下知。笑当时诸葛成何计。出师未回，长星坠地。蜀国空悲。不如醉还醒，醒还醉。
画筹计，堕泪碑，两贤才德谁相配？一个力扶汉基，一个恢张晋室，可惜都寿与心违。不如醉还醒，醒还醉。
冯子振（1257—1314？）有《（正宫）鹦鹉曲·赤壁怀古》如下：
茅庐诸葛亲曾住，早赚出抱膝粱父。笑谈间汉鼎三分，不记得南阳耕雨。 [幺]叹西风卷尽豪华，往事大江东去。彻如今话说渔樵，算也是英雄了处。
鲜于必仁有《（双调）折桂令·诸葛武侯》如下：
草庐当日楼桑，任虎战中原，龙卧南阳。八阵图成，三分国峙，万古鹰扬。出师表谋谟庙堂，梁甫吟感叹岩廊。成败难量。五丈秋风，落日苍茫。
查德卿有《（双调）蟾宫曲·怀古》如下：
问从来谁是英雄？一个农夫，一个渔翁。晦迹南阳，栖身东海，一举成功。八阵图名成卧龙，六韬书功在非熊。霸业成功，遗恨无穷。蜀道寒云渭水秋风。
王举之有《（双调）折桂令·读史有感》如下：
北邙山多少英雄！青史南柯，白骨西风。八阵图成，《六韬》书在，百战尘空。辅汉室功成卧龙，钓蟠溪兆入飞熊，世事秋蓬。惟有渔樵，跳出樊笼。
杨维桢（1296—1370）有《粱父吟》诗，节选如下：
……所以《粱父吟》，感叹长笑翁。吁嗟长笑翁，相汉起伏龙。关张比疆冶，将相俱和同。上帝弃炎祚，将星堕营中。抱膝和《粱父》，《粱父》起悲风。
萨都剌有《回风波吊孔明先生》如下：
大江东流日夜白，已矣英雄不堪说。朔风挟雨过江来，犹向矶头溅腥血。汉家神气四海摇，奸雄贼子相贪饕。二龙雌雄尚未决，将军战骨如山高。先生谋略满怀抱，坐视腥膻不为扫。若非蜀主三顾贤，终只如龙卧南亩。仰天一出摧奸锋，纶巾羽扇生清风。许君义气肝胆裂，兵枢尽在掌握中。赤壁楼船满江夏，伏剑登坛唯叱咤。忠心耿耿天必从，烈火回风山亦赭。可怜一炬未成功，将星已坠西南营。力吹汉水灰未醒，呜呼天命何不平？伫立矶头 吴越，感慨令人生白发。先生虽死遗表存，大义晶晶明日月。
……
我们看了很多，我们看得很清楚。
一些人还维持着唐宋时候激昂沉痛的情感，其文字所以能与原来的“文人”一脉相承，是因为他们大多不属于被蒙古歧视的“汉族”，或是少有的、为蒙古人重用的汉人，他们没有亲历“秀才每逢遭劫难”的贫穷流离，对于“五丈原”，他们保留了为之激情、悲伤的力气。
大多数人的语言却是苦笑的，貌似轻松实则灰暗。一落千丈的地位是什么也弥补不来，拯救不了的，即便是“诸葛亮”形象也无法振作那些沮丧的、饱受践踏的心灵。他们说自己看透了，好比一个溺水的人，快要淹死的时候他抓住了一根名叫“道”的稻草，便不再想爬上岸，只抓紧了这稻草顺水漂流。
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是“诸葛亮”，这时代不给诸葛亮诞生的可能——没有三顾茅庐的刘备，也没有孕育英雄的乱世风云。于是他们说：与其学习孔明的进取，还不如什么也不做吧？诸葛亮入世的辛苦，还不如庞德公出世的逍遥吧？若将你的心与元代文人的心贴近，你会发现他们真是一群可怜的孩子，鸵鸟般的孩子，残酷的人间甚至剥夺了他们做梦的权力，这些人像狐狸一样，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他们想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想纵横驰骋、治平天下，但蒙古人不让他们当官，将他们归类到“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怎么办呢？只能抱了廉价的酒来，说“人生如梦，功名是过眼云烟”，说“你看那渔翁樵夫多么逍遥”。
我为这些绝望的、佯狂的心灵悲伤不已。
我理解他们笔下的诸葛亮为什么是一个“成何计”的“愚人”。
同样我也知道，尽管否定诸葛亮之入世的作品很多，有些也写得很不错，但它们只是“一时间的文学”。实际上，这是条短短的“弯路”：对诸葛亮形象的描绘、对诸葛亮生命的评价，绝不可能一味地延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可以包容暂时的消极沉沦、长歌空幻，却不可能永远逗留于此。
没有深刻的使命感、没有对社会的责任心、没有艰难生存的欲望、冷眼看人生飘零作泥，这样的作品很难突进生命的内在质地，很难进一步挖掘持续、真切的生存意识，也不能适合另外的时代、另外的人群。
我知道一定会有改变。
文学是文人赖以存活的家园，这家园应该容他们哭笑一场，哭累了笑累了他们就会自己醒过来。是的，即使文人自己，也不可能永远怀抱这低沉的感觉，不可能将“放弃”与“行乐”当作唯一的人生目标。一时的消沉只是幻象罢，在幻想消散之后、在重新发掘到自身价值、重新得到社会肯定之后，他们将对生命更珍惜、也更加爱护。
诗、曲之外，元代值得注意的文学形式少不了杂剧。幸运的是，杂剧中我们也看见了“五丈原”——元前期，有王仲文著《诸葛亮秋风五丈原》一剧。如今此剧仅存第四折中一支佚曲，为明人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乐府》收入：
[双调·挂玉钩序] 越越睡不着，转转添烦恼。我这老病淹淹，秋夜迢迢。抛策仗，独那脚，好业眼难交！心焦。助郁闷，增寂寞，疏剌剌扫闲阶落叶飘，碧荧荧一点残灯照。一更才绝，二鼓初敲。
我很喜欢这段文字，一次次想见这段唱腔被搬演上舞台的情形。王仲文的笔墨在文学与历史间适当地生存、在前代与元初的情绪间找到了很好的契合点。他没有脱离了时代低沉的情绪，也没有将如此情感引进空洞的、虚妄的地带。他没有用酒和嘲笑来为自己、为时代开脱，却选择了另一种艰难的生存：
五丈原上，中军帐里，孔明病入膏肓，可天下难平、战事未定，蜀汉依旧前路茫茫……景是“秋夜”、“落叶”、“孤灯”、“更鼓”，情是“烦恼”、“心焦”、：“郁闷”、“寂寞”，情景交织，寥落凄凉。
——很明显，《诸葛亮秋风五丈原》里的诸葛亮形象，与前代“指挥若定失萧曹”的孔明存在极大差距，我想：他离历史里诸葛亮真实生命的孤独、负重也许更接近些。当然，我们无法判断王仲文写的是不是“真的”：有谁看过孔明在五丈原上做了什么？他是不是睡不着？他是不是感觉到秋夜的漫长，听见了落叶飘零的声音？他真的长久地注视一盏孤灯？他真的一更一更地捱熬时光？
没有人能证明这一切发生过。也没有人能确认它们不曾发生。
我只知道：这细致的描写，这对诸葛亮病中心理的切实深入，全是王仲文的想象和创造，他没有借助前期任何典故，却为我们活画出一个“并非英雄”的孔明、一个对死亡也有恐惧、对生命也有遗憾的孔明、一个使我们黯然神伤的孔明——因为王仲文，我第一次看见“五丈原”情节流变史中、走出“回味历史”、走向“文学创造”。
文人正在自己的道路上踉跄地行走，那么民间俗文学呢？那些热情的艺人、那些欢乐的观众，现在又在做什么？
繁荣的元代（尽管它给文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伤害，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蒙元帝国统治初期繁荣而又强大，其版图横跨了三大洲，世界各地的美丽商品像流水一样拥入大都）给市民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杂剧艺术因此兴盛，民间讲话也受到市民的热切欢迎。
——此时正是炎热的中午，我坐在机房里，身边空调“嗡嗡”作响。眼前放着《全相平话三国志》，这种本子最早刊行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这时候我突然有点感动，文字真有独特的魔力，它能够牵动想象、引领心灵。翻动书页，上面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字眼，跳动在我心间的字符却是“娱乐娱乐娱乐——消遣消遣消遣——哈哈哈哈哈哈”。
透过洁白的纸张，我仿佛看见600多年前流汗的拥挤的人群。女人男人都嘻嘻哈哈的，小孩子一边打架一边笑。也是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中午，他们没有空调，挤在狭小的凉蓬下。这些人是来听说书的，但说书人早被周围的喧闹声掩埋掉了，直到开场的那一刻人们才发现那是个瘦小的年轻人。说书时年轻人习惯性地将自己当成关羽，他尽量装出英雄的气势但这显然不可能。说到张飞时他鼓起腮帮子，大家哄笑起来。这使年轻人有一点气恼，他咳嗽一声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讲赤壁讲西川讲诸葛讲曹操也讲各种神奇的武器各种奇怪的战争。不知道何时周围变得安静了，孩子将手指吮在手里，女人也都掐着衣角睁圆眼睛。年轻人继续往下讲，稍一停顿就会受到众人亲切的、好奇的催促。他尽量回避古代艰涩的语言和那些遥远的三国礼仪，因为他一涉及这些话题便会有人发出不耐烦的呵欠声，只有在说到激烈的打斗、狡猾的智慧时听众们才精神百倍——年轻人喜欢自己的职业，他从他父亲手上继承了这份工作，除了这个他不会做别的什么，也不再想做别的什么。他袖子里正藏了一本《平话三国志》，这是他的宝贝，油墨粗糙字迹模糊，有些页数已破烂不堪……他袖中书里的文字，正是我现在看得见的内容吗？
哎呀，我这都在想些什么？但是我又想，若我们不能设想元代说书人那个普通的中午，不能设想《全相平话三国志》所生存的市井状态，我们也将不能理解平话的文字，我们也不会知道为什么它竟这么“古怪”。
平话以“司马仲相阴司断案”开篇，有玉皇敕令如下：
与仲相记，汉高祖付（负）其功臣，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布分江东长沙王为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交曹操占得天时，囚其献帝，杀伏皇后报仇；江东孙权占得地利，十山九水；蜀川刘备占得人和。刘备索取关、张之勇，却元（无）谋略之人，交蒯通生济州，为琅邪郡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于南阳邓州卧龙岗上建庵居住，此处是君臣聚会之处，共立天下，往西川益州建都为皇帝，约五十余年。交仲相生在阳间，复姓司马，字仲达，三国并收，独霸天下。
这段文字决定了平话的格调。它完全摆脱了历史的悲怆气息，将“三国”阐述为汉初孽债的延续。这样一来，风云沧桑是“一报还一报”的循环，英雄成败是因果宿命的必然。我们从中看见了虚幻的宗教色彩，庄重的岁月也变得有一点荒诞、有一点庸俗。
不过这也无所谓，至少对听众们来说，这无足轻重。大家想听的只是故事，大家只是想紧张一下、大笑一下、“呵呵”地惊叹一下——所以，不要绕着弯子和我们说什么“悲剧精神”、什么“有限无限”、什么“人类意志”，你有精彩的故事吗？故事里活动着神奇的人物吗？有的话，就快点说吧！诸葛亮？诸葛亮是个很聪明的人吗？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吗？是的话，你快说他做了些什么呀！
“三谒诸葛”回，平话介绍孔明时称：
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洒豆成兵，挥剑成河。
我不由莞尔：这样的孔明是不会失败的，没有兵的时候他可以去街上买些豆子来洒洒，敌人进犯的时候他可以拿把剑在手里挥，设置一条条难越的大河。他也许会死，也许会有“五丈原”星落的一夜，可那只是孔明“重归仙班”的一个步骤，我们全无必要泪流满襟。更何况，三国争斗的最后结局很让人满意——平话不以“三分归晋”为终，它牵强地封刘渊为“汉王”，“刘渊灭晋”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刘渊兴汉”，“三国复归汉统”，其结尾云：
汉王遂灭晋国，即汉皇帝位，遂朝汉高祖庙，又汉文帝庙，汉光武庙，汉昭烈皇帝庙，汉怀帝刘禅庙而祭之，大赦天下。
听众们于是喜笑颜开。
上面，我对平话的整体“创作观念”作了一点分析，以说明它不可能也不愿意渲染“五丈原”的纯粹悲剧气氛。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平话中相关“五丈原”情节的具体文字：
又说武侯东出剑关，夫人辞军师欲回。诸葛曰：“吾有一子懦弱，恐为官污吾清名。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足为活计。”诸葛与夫人言别，东出祁山，前后一百辆车……军师引手下三千军，离街亭约百里，有一大树，西见一庄。令人唤出一娘娘当面，问：“此处属哪里？”娘娘言：“岐山岐州凤翔府北，乃是黄婆店。”又问：“今岁好大雨？”娘娘言：“卧龙升天，岂无大雨！”娘娘又言：“官人勿罪。岂不闻君亡日（白）帝，臣死黄婆？”军师想，果有此言。又问：“西高山甚名？”娘娘言：“秋风五丈源（原）也。”言毕，娘娘化风而去，不知所在。军师西上秋风五丈原，军屯于上。军师自思，前者老妇所言，实为不祥，不曾放下心肠。又思司马懿善能守待，真将材也。军师卧病，前后月余，针药不能疗治，口鼻血出。姜维告师父：“师父善能通医，岂不能治已（己）病？”诸葛道：“自二十九岁出茅庐，与君用心四十余年，方得川地，使我寸心万段。”陌（蓦）听得寨门前闹，姜维出探，见魏延来，言：“军师有事，我管军师信印。”军师不语，叫魏延至，言曰：“三十年前，荆州因收江下四郡，将军方可降汉，于国累建大功。吾死魏延为师（帅）悬印。”魏延喜而出。又数日，将杨仪、姜维、赵云众太尉近前，军师哭而告曰：“吾死，可将骨殖归川。”众人皆泣下。当夜，军师扶着一军，左手把印，右手提剑，披头，点一盏灯，用水一盆，黑鸡子一个，下在盆中，压住将星。武侯归天。姜维挂起先君神，斩了魏延。后有诗为证：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宫（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军中发哭起来，哀声动地。百姓奔告司马懿言：“武侯身死。”司马懿闻之，领军来劫武侯尸，即时两军对阵。司马曰：“吾惧者武侯。今死，可留下武侯之尸；若不留下，使片甲不回。”姜维大怒，纵马横刀，直取司马。二人交战，不数合，姜维败走，司马后赶。罗（锣）声一响，横处一彪军杀将来，乃杨仪。司马当不住，回走，私下伏军尽起。司马大败，军折太半，还寨，更不敢出。长安为之言曰：“死诸葛能走活仲达。”仲达闻之，笑曰：“吾料其生，岂料其此（死）！”却说众将保诸葛灵柩入川，汉帝接丧举哀，痛哭不止，即选山陵而葬之，立广（庙）致祭，封为忠武侯。百姓闻之，如丧 妣。武侯治民，省刑罚，薄税敛；用兵赏罚肃，号令明，以此军民爱之。
却说司马懿引军看诸葛营寨，叹曰：“天下奇才也。”遂诔而祭之。至当夜，狂风过处，见一神人言：“军师令我来送书。”司马接看书中之意，略云：
吾死，汉之天命，尚有三十年。若汉亡，魏亦灭，吴次之，尔宗必有一统。若尔执迷妄举，祸及尔也。
司马看罢，有不从之意。神人大喝，司马喏喏言曰：“愿从军师之令。”神人遂推司马倒地，叫声不迭，觉来，却是一梦。以此，司马各立边强（疆），不与汉争锋。
可见，平话“五丈原”大致包括了以下几个情节组成要素：
（一）孔明北伐，与夫人道别。这里我看见了非常明显的人间气息，史书记载诸葛亮“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在平话里并不用来表示这位丞相的清贫：也许在下层听众看来，八百株桑五十顷田已是颇大的一笔财富。诸葛亮向妻子言明财产，旨在叮咛妻子不要让他们的儿子走上仕途。说书人没有从“明志、致远”的角度来解释诸葛亮的“澹泊宁静”，他声称诸葛亮不愿儿子从政是因为担心其子会败坏了自己的名誉——这段情节不见于前期的任何记载，却轻轻地描绘出一个孜孜计较于声名的诸葛亮（也许这才是百姓以为可信的形象）。
（二）行军路过黄婆店，路遇一娘娘。孔明与她有段隐约不祥的、谶语般的对话，其“卧龙升天，岂无大雨”、“帝亡白帝、臣死黄婆”之语，都透露出某种阴郁的、诡异的气氛。但是诸葛亮并没有向这女子询问破解之法（这本是类似情节一贯的作法），娘娘化风而去，再无踪影——这段情节也不见于以前，我想它很有可能在民间流传甚久，至于平话才第一次被付诸文字，它为孔明之死增添了一些神秘的、天定的因素，可称为“五丈原”中一个小插曲。
（三）孔明军屯五丈原，卧病不起，定下斩魏延之计。这里出现大量史实上的错误，如孔明出山时是二十七岁而非二十九岁，“与君用心”也是二十七年而非“四十余年”，这说明民间说话作品自觉地想靠近史书，但因为缺乏正确的资料来源、也没有比较博学的文人的订正，以至于以讹传讹，遗留下众多错处。
另外，平话中第一次出现了对魏延与孔明之间尖锐矛盾的描写：孔明先用好言安慰魏延，使其懈怠，而后遗计姜维将其斩杀——我想，这一矛盾应该是民间俗文学在其发展、流变过程中孕育、成熟的。这是脱离、甚至罔顾史实的行为，这一行为却也可以被看成是为脱于历史的“文学性”注入了新鲜血液 。后世有些“探索历史”的文章，动辄追究诸葛亮与魏延之间的关系问题，大骂孔明大骂平话大骂罗贯中，我觉得这真是非常可笑的行为。
（四）孔明压住将星后逝世。压制将星的行为与唐代大觉等人的记录并无本质的区别，只在具体行动上有所不同，添加了“黑鸡子”等道具（这些东西比唐代更显得荒诞）。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军师哭而告曰：‘吾死，可将骨殖归川。’”一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孔明的眼泪。显然，他并不是为功业不就而哭泣，他哭只因为他对死亡怀有恐惧，且希望部下能够将他归葬四川——这是一个好平凡的人，尽管他拥有呼风唤雨的神通，尽管他很多时候像是神仙。
（五）普遍存在的“死诸葛走生仲达”情节。可惜平话中说得不甚明白。在其语言叙述中，与其说司马懿是不知孔明生死、为诸葛亮的威名吓退，还不如说他的退走只是战争失利，姜维杨仪等人的反击使他应接不暇、狼狈十分。
（六）司马懿赞叹诸葛亮为“天下奇才”，当夜，已死的孔明派神人下书，预言未来并且及时地遏止了司马懿的野心。这明显是一个安慰听众的、荒唐的情节，如果说听到诸葛亮死时，听众们还有点难过（我不愿滥用“悲伤”一词，这个美丽的词语用在这里是不恰当的）的话，“下书”时听众们无疑又会高兴、轻松起来：孔明真是“神”！他死了吗？没有！他不过是结束了在人间的生存，“死亡”对他来说不过是生命形式的转化、是从平话里“退场”的仪式、是另一种生命方式的开始。善良的人们放心了，开怀嬉笑。
平话中的种种文字、情节在后世演义小说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从平话到演义实在是一条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的道路。胡适说《三国演义》是五百年来民间小说家的共同作品，这话当然有道理，不过我想：能将《全相平话三国志》这样“盖出自江湖小说人（小说人，见宋吴自牧《梦梁录》即今之说书者。）师徒相传之脚本，开卷则市井能谙，入耳则妇竖咸晓，乃后世通俗演义之嚆矢，当日士夫所不屑寓目者也”、“结构粗简，辞句拙朴” 的作品进而演绎、创造成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使其巍然屹立、流行于世，罗贯中功不可没，才不可没。
至治之后，在元代后期杂剧舞台上，存在大量“三国戏”，其与诸葛亮相关的剧目大致有《刘玄德醉走黄鹤楼》、《诸葛亮博望烧屯》、《两军师隔江斗智》、《走凤雏庞掠四郡》、《十样锦诸葛论功》等，此时的诸葛亮形象已有了明显的、向“仙”的层面、向文人们更能接受的、潇洒风流的层面转化的迹象。
他成为了“道家师父”：“觑他这道貌非常仙家气，稳称了星履霞衣” ；
他入世而又出世：一面称“我则待仿学巢由洗是非，我一心待习道德。我便可喜登吕望钓鱼矶，谁待要蜗牛角上争名利？谁待要蜘蛛网内寻官位？”一面又称：“有朝一日，我出茅庐指点世人迷。凭着我剑挥星斗，我志逐风雷。圣明君稳坐九重龙凤阕，显出那大将军八面虎狼威风” ；
他卓尔不群、谈笑风生：“笔头扫出千条计，腹内包藏万卷书”
……
因其内容与“五丈原”情节并无太大的联系，我也就不再详细论述 。
二、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我们期待一支亮丽的笔，将史册记载、文人诗文、民间俗文学统一、结合。这支笔的诞生需要一个合适的时代、也需要被握在一个特殊的文人手里。这个人的思想，足以体味历代文人的深刻悲伤；其趣味也能与下层人民息息相通；他有了解历史的可能，也有把握历史的魄力；他并且愿意从事这样一个工作，并不将“写小说”当成文人不齿的事情；在对待文学色彩与历史资料上，他既有选裁的能力，也不乏描写的才华；他情感强烈、充沛却不一味地露己扬才，他运笔娴熟，亦不刻意悖逆人民的期望以抬高自己；这个人的文字能使我们笑、使我们紧张，也能使我们哭。
元末明初，中国就出现了这么个人！我不敢说他的才华是第一流的，也不敢说他将“三国史”演绎成了一部尽善尽美的小说，然而我相信，他正是时间河流选中的那个人，他将“三国”更广泛地带进人们的生活，亦使有关“三国”内容的文学作品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人名叫罗贯中，他完成了一部书，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三国志演义》）。
据说罗贯中写了十七史，他是一个有志于王霸大业的人，可是现实并不让他有席卷风云的机会，于是他将平生豪气都灌注进十七史里。也就是说：“三国”并不是罗贯中的唯一，他无意——至少在动笔时，他无意将自己全部的心血、生命托付给这么一本书（罗贯中不是曹雪芹，他不会有后者的宁静和甘于寂寞）。
也许他只是想驰骋一下英雄气度吧？也许他是想廓清民间俗文学里太多的烟尘迷雾？也许他曾经对什么人有什么允诺？不管怎么样，他开始写了，落笔写下“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七个字后，想了想，又写上“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他并且模仿史书样式，在正文前面列了张“三国志宗僚”的人物表，先列蜀再列魏最后列吴。在“蜀”之后，他一个个地写上“帝、后、先主三男、后主七男”，然后写“列传”，其中包括诸葛亮、关某、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人，其次序正与《三国志·蜀书》里的排列一般无二！
可见，罗贯中非常尊重史册，若有人能将他的作品当作《左传》类文字来读，我想他一定会很高兴。这位作家，明明有独成一派的才气，明明可以写出、也真的写出了独立于历史的、出色的“文学”，却还是对“历史”恋恋不舍，就好象一个恋母的孩子，他完全可以孤身远行，去发现广阔的天地，却还是有点紧张、有点眷念地牵住母亲的衣裙。
落笔时罗贯中大概想不到这本书对他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也想不到这本书在中国小说史上将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三国志演义》只是他宏伟的“十七史”计划里的十七分之一，我想刚开始他甚至有可能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试想：有谁能在有限的一生里，用毛笔写成十七部《三国志演义》？
渐渐地写下去，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罗贯中的创作心理，大概也起了变化。他热血滚动，巨大的历史洪流将个人席卷，罗贯中不能自主地投入另一种方式的生存、纸笔之上的生存！
我每从其文字中读出“狂热”，这一情绪在诸葛亮出山之后表现得非常突出（刘备死后则至于登峰造极）。罗贯中几乎将他全部心血、理想浇灌在诸葛亮身上，从“三顾茅庐”到“六出祁山”，每一涉及诸葛亮，他的文字就变得摇曳、变得动人，变得千姿百态、妙趣横生。论才情，罗贯中确不如曹雪芹，但我们看到：“三顾茅庐”写得有多么妙，一点也不逊色于为大家赞赏不已的《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该回细写了黛玉、宝玉、王熙凤等人的出场）。
有诸葛亮就有故事，有诸葛亮就有精彩。诸葛亮虽在，囿于情节却不得不写些魏吴之事时，罗贯中笔法明显变快：匆匆扫过“曹操大宴铜雀台”，又纵身跃进“诸葛亮三气周瑜”、“诸葛亮大哭周瑜”，快速点掉“陆逊石亭破曹休”，又满怀激情地投入“孔明再上出师表”、“诸葛亮二出祁山”；而在诸葛亮死后，罗贯中手里的笔也变得懒洋洋的，他拖泥带水地写完了“姜伯约九伐中原”，其言辞贫瘠、想象穷困，远不能望“诸葛亮六出祁山”之项背！
诸葛亮死了，雄奇伟力、悲壮英灵也同时死去，读者丧失了阅读的热情，恐怕罗贯中也没有了创作的兴趣。小说在“五丈原”之后黯然失色，奇妙的是，竟也没有太多人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大家大概也都认同了罗贯中的创作心态：真正的英雄才是演义的灵魂，英雄逝世后，演义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尾巴，以求完整。我们不苛责这尾巴也要同样好看，毕竟，罗贯中已经成全了我们的梦想——那些关于智慧、潇洒、从容、胆略、忠贞、风流的美丽梦想。
如果说《三国志演义》有个主角的话，这主角就是“诸葛亮”。
如果说《三国志演义》有个大纲的话，这大纲就是“隆中对”。
所以有人说：一部《三国志演义》，我们大可将它看作一本《诸葛孔明传》。
激烈的情感使罗贯中有点晕。我总觉得：对孔明的偏爱使他丧失了应有的冷静和理智，有时候他表现得甚至像个追星族，努力追逐自己笔下某一个角色，他对此角色顶礼膜拜，而不再具有驾驭全盘的创作力量。
（“三国史”实在是太宏伟太庞大了，英雄太多事情也太杂。它要求创作者具有足够清醒的头脑，罗贯中因为冲动过了头，有时候便显得局促、难堪。）
理性的、历史的思索经常被罗贯中狂热的感性创作打断，二者的冲突亦使诸葛亮形象时不时地陷入某种尴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罗贯中对演义中诸葛亮生命悲剧的理解、处理方法。
一开始，作者便自觉地继承了历代文人的感怀，将悲剧定义为“天人对立”，以为诸葛亮失败的根源在于“天意不可违背”。是以诸葛亮出山之前，徐庶劝其辅助刘备时，孔明“作色而言曰：‘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几乎同一时刻，司马徽发出“虽卧龙得其主，不得其时”的感慨，预言了孔明悲剧性的一生。
然而，这种无奈、悲伤的气氛转瞬即逝，在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亮投身尘世之后，孔明神奇莫测的智慧谋略即将我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不仅我们，罗贯中好象也将诸葛亮的最终结局忘记了，他不想、亦顾不上设置任何伏笔，一任孔明将智慧、风采挥洒得淋漓尽致，直使众人目眩神迷。
从赤壁之战到收取西川、从汉中之役到刘备登基，难得的彝陵战败（这还是因为刘备不听孔明劝告）后，又是感人肺腑的“白帝托孤”（为了这个，甚至有人感激刘备的死亡，说：没有刘备之败、之死，那里来“鞠躬尽瘁”的承诺？又怎么见得诸葛亮的忠诚？）、神定气贤的“安居平五路”以及传奇、神话般的“七擒孟获”……再后来，终于走到“六出祁山”。
诸葛亮北伐曹魏。曹魏不是那么好伐的，在之后的七年里，尤其是在马谡失街亭以后，诸葛亮面前的道路越走越窄、越走越艰难，他的身体状况也一日不如一日，最终病卒于军。
不管此前的诸葛亮有多么风华绝代，此时的诸葛亮也应该表现出一些悲伤、一些艰苦、一些力不从心来吧？我想罗贯中也有过这样的思索，在北伐后期，每次退兵与出征前，其笔下的诸葛亮都显得有些忧愁、寂寞。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可以持续的情感状态！一写到战争，罗贯中便明显压抑不住自身情感，于是孔明又回到二十七岁，悲愁和忧郁全被罗贯中抛在九霄云外！激昂高蹈的文字中，我们只见到孔明层出不穷的计策、笑傲群雄的智谋、儒雅俊朗的神采、忠贞不渝的信念。与年轻时候不同的只在于他被称为“丞相”而不是“军师”，在于他少了几分“轻狂”却多出更精彩的“成熟”。
这是条奇怪的曲线，持续向上向上（孔明战争中的气势），突然一跌（孔明兵退时的伤感），向上向上，再又一跌。其跌落是短暂又迅速的，与向上的趋势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若要解释出现“跌”的原因，我想只能归结于罗贯中写的是“历史演义”——实际上，如果“三国史”并不真的存在过、如果没有《三国志》之类的史书，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罗贯中虚构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结局必然是诸葛亮征战南北、统一天下，然后归于隆中、不求闻达！
对历史的尊重使我们可爱的作者不得不收敛了一些狂热，一大段酣畅舒展的战争之后，罗贯中通常会有一点点冷静思索的空隙。这时候他想起孔明将要死了，孔明是在悲伤的路途上行走，他便刻意将笔调抑一抑，也许他还会叮嘱自己：“小心些，孔明要死了呀！”不过，如此嘱咐完全徒劳，单看北伐中诸多先声夺人、白描写真的创作手法 ，我们便得知：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实在是一个可以死、却不可以老的角色（这正与民间俗文学里的孔明形象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也正是广大读者所希望看到的情节性和生气勃发。）
历史的思索与文学的热情就这样相互纠缠：一方面，冷酷的史料现实不时地压抑文学家的情感之潮，使他经常别扭地写下一两处悲剧的端倪；另一方面，理性的历史也恰当地引导了文学前进的道路，它设置了河道，使文学的水流不至于泛滥成灾。历史将“必然的悲剧”引领进文学，无论罗贯中有多么不愿意，他也不得不接受这一忧伤结局。
幸运的是：罗贯中也能够真切、实在地体味到这种悲伤的情感，他向历代文人的诗文中汲取了养料，他其实有与他们一样沉痛的心灵——“五丈原”的悲风，杜甫感觉到了，陆游感觉到了，罗贯中也感觉到了。早些时候，罗贯中只是在回避这种必然的悲哀，在无法回避的时候，他笑一笑，振作精神提起笔：在孔明之智、孔明之行、孔明之德被越推越高，胜利唾手可得时，孔明死了！——罗贯中真诚而又困惑 ，他真的写得不错。
这里，我不再全文引用《三国志演义》里关于“五丈原”的文字，它被包含于“孔明秋夜祭北斗”、“孔明秋风五丈原”、“死诸葛走生仲达”三回之中。
（另外，我真的非常希望大家能去看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那是演义嘉靖本的影印本，字很大，写得也很好看。一想起曾有这么个人，一字字用毛笔工整地抄下了《三国志演义》，我就很感动。）
下面，我便简单介绍、分析一下《三国志演义》中“五丈原”情节的故事要素，从中我们可以看见罗贯中的努力、他的贡献与不足。其要素如下：
（一）孔明军屯五丈原。
这里具体有一个司马懿对诸葛亮行军动态之预料的情节，这在前期资料如《晋书·宣帝纪》、《资治通鉴》中也都有提及。不同的是，演义添加了司马懿在得知孔明军进五丈原时的神态，他“以手加额曰：‘乃大魏皇帝之洪福也。’”寥寥数笔，将司马懿庆幸之姿活画于读者眼前，顿时便有了大异于史书的风采，我想这正是属于“演义小说”的鲜明色泽。
（二）孔明累向司马搦战不果，遣人遗之巾帼。
此情节野史描述相当简练，演义则不然。罗贯中使用了电影里的长镜头，他“跟随”使者到达魏营、一笔笔写下“众将不敢隐瞒”、“司马懿当众拆看”、“盒内装有巾帼妇人之衣”、“司马观看孔明书信”、“司马怒极佯笑”等情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明书信”和“司马佯笑”两个细节。
在演义之中，我们多次看见孔明的文章，有些是历史里真实存在的文字，比如说《出师表》，但大多数都出于后人、或者正是罗贯中的手笔，比如说“祭周瑜文”，又比如我们现今看见的“书信”——这正是作者尽量模仿孔明的语气，使用文学手法造出来的“赝品”。罗贯中不是孔明，他的文字无法与《出师表》达成风格上的一致；但我们也要看到，正是这么封文学的“伪信”，使“遗巾帼”变得有血有肉，诸葛亮笑傲曹魏、讥讽司马之意亦因此被传达得更为明显生动。
接下来，司马懿全盘接受了孔明的嘲笑：“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视吾为妇人耶？吾且受之。’”显然，这种文字实在比史书里简单的“帝怒”二字要精彩得多。罗贯中轻轻勾勒出仲达的难堪、气愤和少见的忍耐力，也正因为有了这么个沉稳持重的对手，孔明的六出祁山才会格外壮丽曲折。
（三）司马懿重待蜀使，询问孔明寝食状况。
演义中这一段文字与史书记载差异不大，难得的是它又加入了一波“余音”：使者回营之后，将司马懿“食少事烦，岂能久乎”的评论转达给孔明，“孔明叹曰：‘彼深知我也。’”——这是英雄无奈的、辛酸的心语，也从侧面表达了战争中势均力敌的精彩。
之后，便有杨 “以治家之事譬之”的劝告，他看出孔明“自理细事”的危机，认为身为丞相，不应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到细碎的杂务之上。
这段描写来自《杨戏传》裴注，连具体的文字上也没有做多少修改。只是我们看到：事实上，五丈原时，杨 早就去世多年，这段话确实是他说的，但绝不可能是在此时所说！即是说，为了演义故事的需要，罗贯中将一个已死的人物拉起来，使他说话——这正表现了小说家出色的眼光和胆量！
另外，史册记载诸葛亮听了杨 的劝告后，立即表示感谢与歉意；演义中我们却看见另一番情形：“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吾尽心也。’”他的泪水同时打动了大家，于是“众皆垂泪”——这么种迥异于史书的伤悲，却与“五丈原”的整体心情非常贴合。孔明向众人袒露了他的艰难与决绝，他明知前面是黑暗是深渊，然而为了十二年前的一句承诺，他无所反顾地向黑暗与深渊走去，将自己当作了最后的、也是最高贵的祭品。
（四）魏将群情激昂，司马上表请战，明帝令辛毗持节，节制三军。
比起前世记载，演义更突出地表现了司马本意，他只是想借助皇帝的威望，使三军对自己早定的坚守计划无话可说，所以他才悄悄地对及时到来的辛毗说：“公足知我心腹。”（毫无疑问，如此鲜明有趣的语言，实在比史书好看得多）
魏军被司马懿蒙在鼓里，蜀军大多也不知就里，知道仲达的只有孔明，这正如知道孔明的也只有仲达（孔明与仲达真不愧为最清醒的一对知己）。诸葛亮一语道明司马之心：“此司马懿安三军之法也。”之后，孔明向众人具体解释了司马懿的“诡计”（此解释比前代野史中更加直白、详尽）。值得注意的是孔明此时的神态“孔明笑曰”——这是罗贯中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四个字！诸葛亮年轻时，演义这样形容他；诸葛亮中年时，演义这样形容他，诸葛亮“五丈原”时，演义还是这样形容他！作者似乎忘记不久前孔明还在流泪，身为读者，我们也忘记了人类生命的暗淡暮气。是呀，孔明经世不衰的智慧已将一切掩盖，大家也都欢喜起来，那些陪过孔明掉泪的人如今又说：“丞相有万里之明也。”也许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总说这样的话，可这实是罗贯中最想说的话。他太爱“孔明”了，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拍马屁。
（五）费祎带来联盟军东吴失利的消息，孔明深受打击、旧病复发。
“五丈原”时，吴军失利也许是历史真实，但在此时传信至蜀军中，并使孔明“长叹一声，昏倒地上”则全出于罗贯中的虚构。
我觉得，这样的情节发展来得十分唐突、甚至可说不可信：孔明一生经历多少风浪，失荆州、败彝陵都未有过如此失态，仅仅同盟国的失败，便能给他这么大的打击吗？便能使他一病不起？便能使他发出“寿死必不远矣”的预言？我的怀疑与质问对小说的进程来说毫无意义。即使我与罗贯中同处一室，即使他也认为我的疑问很有道理，他也不得不照旧写下去，因为他得给孔明的死亡找一个导火线、找一个理由！
实际上，罗贯中对孔明身体状况恶化所下的伏笔很有限，激烈的战争场面总能够吸引他更多的注意，花掉他更多的创作精力。依照历史轨迹来看，孔明就要死了，但在这之前，在小说里，他没有完成足够充分的、关于“孔明死亡”的话语预设。他只能使天空突然降下一个霹雳，也不管这霹雳有没有将人击昏的效果，却急急地催动情节向前驰去、向终点和死亡驰去！
——这也许正是罗贯中还未能极好地“驾驭文学”的结果。历史没有提供完备的“诸葛亮死亡轨迹”，罗贯中在史书里找不到“走向死亡”的材料，同时他对此也缺乏必要的兴趣，他便给你一个“武断”的、“不讲理”的理由，反正他就这么写了，你再不满意，又有什么法子呢？
（六）孔明仰观天文，主星黯淡；为延寿命他接受了姜维建议的“禳星”；在第六夜“禳星”即将成功之时，魏延因事进帐，一脚踏灭主灯！
在罗贯中之前，因材料有限，我们不知道民间俗文学中有否存在“诸葛亮禳星”的情节，至于史书与文人诗文，我想它们很难容纳荒诞的“禳星”生存。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节罗贯中写得非常好。他没有什么材料可以模仿摘抄，这一方面使他的文字间流露出一点孤单；另一方面，无依无傍、亦没有任何束缚的情况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的文人才华。
除诸葛亮念的青词有点复杂冗长外（这实在是罗贯中始终摆脱不掉的缺陷，他每一向历史靠拢、意欲摹仿三国人物的文辞表章时，文字便沾染上拖沓湿粘的气息，那些乱七八糟的敬语官称，简直使人不忍卒读），别的语句都相当清秀。
罗贯中甚至描写了那一夜的景色：
银河耿耿，秋露零零，旌旗不动，刁斗无声。
世间万物都这么乖这么安静，它们在静静地等待一个结局，也默默地祈祷。“禳星”给我们希望，这是文学家给我们的美丽的梦，我想罗贯中自己也被这个梦迷住了。他多么想“成功”，但理性又告诉他这不可能；他苦苦巴望，却又有一个低沉的声音不断在他耳边说：“孔明就要死啦！魏延就要闯进来了！”这声音使他脆弱的幻想轻轻摇晃，动辄便会坠落。
孔明祝毕，俯伏待旦。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止。醒而复昏，昏而复醒。日则计议伐魏，夜则步罡踏斗。
第一次看见这段文字时，我愣了很久，我知道自己被感动了，我感觉到有泪水正慢慢地涌上来。这不是冷峻的史书能够记载的，也不是在民间俗文学里能够感觉到的，历代文人即使有过这样的想象，他们也无法将它付诸于诗、词。这是好新鲜的话语，是从唯一的、罗贯中心里流出来的语言，它告诉我们人生竟也会如此艰难，它告诉我们世间竟也有人能够忍受这种艰难！
“扶病理事，吐血不止。醒而复昏，昏而复醒。”
孔明之悲壮绝决、罗贯中之深情锐感，于此十六字尽矣！
正因为此，第六夜孔明“见主灯明灿，心中暗喜”时，我们比孔明更喜悦、也更心酸；魏延“脚步走得急，将主灯扑灭”时，我们比孔明更悲伤（孔明倒真是淡泊人，在手中长剑跌落的一刻，他真正破去人间执着，悟得了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也更绝望。
（七）孔明自知死在旦夕，嘱咐众人在他死后，当如何处理国家事务。
这一情节里包含“传授姜维”、“料魏延久后必反”、“李福前来军中问安，孔明叮嘱国事安排”三个构成元素。
前二者是小说家的虚构，这虚构又有性质上的差异：“传授姜维”是历史上可能发生的“细节性往事”，诸葛亮言自己“已著于书，共二十四篇，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也脱胎于《诸葛亮传》中的记载；“料魏延久后必反”则完全不可能发生过，它与史书文字毫无关联，显然是一则纯粹从民间讲话中汲取的情节元素。
至于“李福来军中”一事，这在陈寿《益部耆旧杂记》中有提及，但陈寿关注的是李福去而复返后与诸葛亮关于“后继者为谁”的对话，却无只字涉及李福先前与诸葛亮的对话——也就是说，“孔明嘱咐国事安排”的大量语言，也都来自罗贯中合理的想象。
（八）孔明出寨遍视各营。我太喜欢这段文字，不得不把它摘录如下：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凉。孔明泪流满面，长叹曰：“吾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我其极！”叹息良久，回到帐中，病转沉重。
从情节发展上看，这段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它一点都不影响故事的进程，有它没它，孔明也都会在那个时候死亡。它只是一个剪影，在这里，孔明没有对手也并未施展智慧，但我觉得它比那些斗智斗勇的大场面写得更出色。
在这里，孔明发出了对上天，对人事的终极追问，他怀了惋惜的心情，又好象终于走进了最后的化境。从这八十三个字里。我看出了一种清澈的状态，等待死亡的状态！它使我想起了远去的岁月，想起一张张被尘封在历史烟灰中的年轻面孔，比如周瑜、比如弥衡。
“悠悠苍天，曷我其极！”说这句话时，诸葛亮面对无穷的宇宙，天地如此空旷、如此深远，历史和国界都局限不了他的目光；说这句话时，诸葛亮曾经的“妖气”全被冲刷地干干净净，他在小车上泪流满面，却分明有一种孤独的坚强、哀伤、平静和高贵。
这八十三个字使我又一次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和判断：有一种境界，再高明的史书、再流畅的诗词、再生动的讲唱，全都达不到，只能在演义里呼吸生存。
（九）诸葛亮吩咐后事，撰写遗表。其遗表如下：
丞相武乡侯臣诸葛亮稽首顿首谨表：
伏闻生死常有，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愚忠。念臣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分符拥节，专掌钧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伏愿陛下清心寡欲，薄己爱民，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先帝陛下也。
臣亮临 不胜涕泣激切祈恳之至
这道表章的文字来源相当复杂。
起头、结束那些复杂的套话格式自然是出于罗贯中对三国行文的摹仿；“伏闻生死常有，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愚忠”句依旧是罗贯中虚构的文字；从“臣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到“屏斥奸邪，以厚风俗”，按中华书局1960年版《诸葛亮集》注释言：依照严可均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说法，这些文字大致见于张采《三国文》，但未知所本，又胡赞猷本载李云生云：“自伏念”起至“厚风俗”止，系范忠宣遗表语；再从“有桑八百株”到最后的“陛下也”，除些许用词出入及罗贯中刻意加上的“先帝”二字，基本得自于《诸葛亮传》。
可见，这表章里有正史记录、有文人别的不相干文字的渗入、也有小说家本人的语言，这是否也正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当时演义创作的复杂状况？即是说：在最早的时候，小说演义绝不是小说家一人独立的创作，写作时他们通常借鉴、引用大量另外的材料，以成就自身作品。
（十）诸葛亮定下“走生司马”之计，并告诉众人压制将星之法。
这一情节与唐代大觉等人的记录、元代《平话三国志》的言语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比罗贯中此前的文字，我总觉得“压制将星”写得非常不合时宜。那“用米七粒，少许水放口中，足下安明灯一盏”的安排与上文的庄重、肃穆气氛显然很不协调。
罗贯中完全继承唐代以来民间流传的故事，一方面说明，民间俗文学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遗憾：整理文学积淀时，罗贯中首先想到其趣味性，想到它是否能投合大众喜好——这当然无可指责，然而他似乎缺乏足够的甄别选材的能力，他可能不够准确、不够锐利，在演义里，他允许那些粗糙的、过分荒唐的想象存在，实际上它们不具备“恒”的气质，随着时间的流逝、科学的进步，这些情节越来越显出其荒诞古怪，孔明形象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正如鲁迅所言，其“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十一）李福去而复返，询问后继者之事。
较之《益部耆旧杂记》，演义更添了一些曲折和神奇。
李福来时，孔明“昏绝，口不能言”，李福“乃大哭曰：‘我误国家大事也。’”不多会，孔明竟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他保持着一贯的清醒和智慧，说出“蒋琬”和“费祎”之后“不答而逝”！
何等奇特流美的构造，何等稳重从容的死亡！
罗贯中略去了史书千百年流传的那个刺目的“孤”字（孔明自称“孤知君来意”），之后他仿照史家笔法慎重写道：“时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寿五十四岁。”——这个“八月二十三日”，完全是罗贯中自己的设定！
然后又是大段大段前人评价、称美诸葛亮的语言，其引用竟有十五篇之多，直使人目不暇接：这种文辞的堆砌绝对不是小说的写法，它阻碍了读者通顺的思绪，使我们长时间经历艰涩的、并无大益的阅读，可是罗贯中偏偏要这样写——大概，他在这时确是将它当作了《左传》？
（十二）司马懿见长星坠地，判断孔明已死，意欲追击，又谨慎地折回。
我们又一次看见了“流星”，还是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向蜀营三投再起，投大起小，与前世不同的是它“隐隐有声”！司马懿的犹豫、踌躇同样写得很精彩，罗贯中维持了这位统帅性格的一贯性：慎重与多疑。
（十三）诸葛亮死后，魏延与蜀军其他将领的争斗、矛盾。
这是一段明显于史书相违背的文字，因其并不与我关注的“五丈原”情节密切关联，我也就不再多说。
（十四）死诸葛走生仲达。
这个传诵千年的情节在演义里变得比前期任何时候都复杂、曲折、热闹、有声势。罗贯中借鉴了史书、俗文学里的文字成分，再加以自己的创造和完善。他非常恰当地写了“司马再料诸葛已死，跌足长叹、火速追赶”、“夏侯霸劝谏，司马执意亲自追击”、“蜀军回旗返鼓，推出孔明木像”、“司马以为中孔明之计，回马便走，魏兵亦奔走逃散”、“仲达惊魂未定，却被人拉住马嚼环，明告蜀军已去”、“乡民奔告蜀军入谷发丧，孔明已死”、“司马懿叹服不止”一系列故事，终以两首七绝，极赞孔明之智，用笔娴熟老道。
我想这段文字真可以称为“史书”、“俗文学”、“文人诗文”在演义里一次近乎完美的结合。其时孔明已逝世，但哪一处没有孔明的音容笑貌？其时司马拥重兵，但哪一处不见司马的蹉跌狼狈？这样高妙的文章，足使“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流芳后代。
（十五）一点尾声。
热闹与喧嚣都过去了，“五丈原”只剩下一点尾声。小说里司马懿发出正史中的叹息：“此天下之奇才也！”罗贯中不肯放过最后一点的机会，他通过“（曹魏）众将观之，无不骇然”八个字写出了孔明的余威。此时，蜀汉亦正式举哀，罗贯中极用夸张的手法写其悲伤，全不管是否可能：“哭声震天，川兵皆撞跌，太半不食，死者无数，杨仪遂令随处掩埋。”看后你也许会觉得好笑，我却希望大家不要嘲笑罗贯中的“妄语”，这也许是他最后的、表达对孔明之爱慕的机会，真的，这时候他写什么都可以理解。
孔明死了，我像曹魏般轻轻地舒了口气，又像蜀汉一样地刻骨伤悲！
……
我花了五个半小时翻过复印的二十五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不知道罗贯中当年写了多久。我想我已经将自己想表达的意思说得够清楚了，关于历史、俗文学，关于诗文、小说，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最后，只想再画个图形，以期较直观地揭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它们的相关比例。
（1）直接引用史书中的评价、前人诗文评赞
（这部分比例明显过大）
（2）得之于民间的荒诞情节，不具备现实发生的可能
（3）史书中记载的情节文字
（4）较为可信的文学情节，不参杂（2），包括（3）
（其中，4与3的关系需要特别说明。3指的是那些与史书出入不大的文字，比如演义“问寝食”中司马懿与蜀使的对话、“长星坠落”的描写，它们与史书记载只有些许用字上的差异；4则不仅涵盖了3的全部文字，还包括一些具有较强文学性、虚构性的字句、情形，比如“遗巾帼”中司马懿“心中大怒，乃佯笑”的反应，又比如“诸葛亮出寨遍视各营”这种由小说家创造的、具有较高可信度，也即它“完全具备发生的可能性”的情节。）
三、《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历史与演义在观念、情节上的混杂
《三国志通俗演义》书成后，在明清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其版本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少有书籍能与之相提并论。
在现知材料中，较早的是嘉靖壬午（1552年）刻本，俗称“嘉靖本”。其卷首有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与张尚德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透露出时人对演义的阅读态度、接受理由。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知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以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
然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笔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
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
（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在蒋大器看来，演义的意义更多在其语言的大众化而非“文学性”。他没有将它看作是一部创作性的“小说”，却视之为历史文献的通俗读本。
对明代大多数人来说，古老的三世纪语言实在太遥远，阅读它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倘若不阅读的话又无从了解过去——尽管有民间平话的讲唱流传，可它荒诞怪异的语言与历史出入太大，并因此遭到士人们的厌恶和排斥。
直到罗贯中演义的诞生，较为正式的历史知识的传播与民间大众的接受力终于达到了较为平衡和谐的状态。大家只需阅读演义便能轻松了解历史，那些风云变化、那些人物传奇，均历历在目。
《三国志通俗演义》最大的贡献真的只在于此？这么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真的只是一本类似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普及读物？
——蒋大器尚不能将“史学”和演义类“文学”分清楚（这一点，我想其创作者罗贯中也未能分清），在其观念中，“演义文学”没有地位，它只是史学的附庸，只是白话的《三国志》或者《资治通鉴》。
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也流露出相似的思想：
客问于余曰：“刘先主、曹操、孙权各据汉地为三国，史已志其颠末，传世久矣。复有所谓《三国志通俗演义》者，不几近于赘乎？”余曰：“否。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得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客仰而大 曰：“有是哉！子之不我诬也，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谫劣，原作者之意，缀俚语四十韵于卷首，庶几歌咏而有所得欤。於戏！牛溲马勃，良医所珍，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
这实际上是明代出版商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只因大家不愿看、看不懂史书（甚至一看史书就想睡觉），所以我们需要印刷出版一部大家拿着不犯困的演义小说，并借此传达最基本的礼教道德，使读者个个爱憎分明、立场坚定。
我很想说：用如此观念、想法来解释演义存在的合理性、演义传达的思想内容，真真荒天下之大谬！我的话停留在嗓子眼上，却怎么也出不来——客观一点地看，明代诸人的确是用此种心情来解读演义小说的，而罗贯中对自己的文学作品，说不定也正是类似的定位！
试看：明万历间刘氏乔山堂刊本《全像英雄三国志传》中李祥的《三国志传序》、明天启间黄正甫刊本《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中博古生的《三国志叙》、明王泗源补刻朱鼎臣刊本《新刻音释旁许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中玉屏山人的《三国志史传小引》、明建阳吴观明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中缪尊素的《三国志演义序》、明书林熊成冶种德堂刻本《新锲京本校正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中署名李贽的《三国志序》……这一篇篇等于序言的文章里，说的全都是对历史的看法而非对文学的评价！
使对演义的评价从历史中完全走出、并走进文学的领域也许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我觉得，使成熟的文学作品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历史观念的束缚，也不能不说是古代小说评论（尤其是对历史演义类小说的评论）的无奈和悲哀。
嘉靖本之后，明清两代纷迭出现了多种《三国志通俗演义》批评本，明本如“书坊仰止余象乌批评”本、“李卓吾先生批评”本、“景陵钟惺伯敬父批评”本等，清本如“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本、“李笠翁评阅”本等，其中以毛宗岗评改本——即现今通常所见的《三国演义》，流传最广。
毛本卷首有《读<三国志>法》文，历数演义之妙。可惜的是，种种妙处、种种议论也多属于历史的范畴而非文学，他谈论的多是历史事实的变化跌宕而非文学手法的巧妙奇特。
文中，毛宗岗屡屡发出“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古人本无雷同之事”、“是造物之巧也”、“此造物之幻也”、“幻既出人意料，巧复在人意中，造物者可谓善于作文矣”这类评论，给人的感觉是：演义的魅力完全来自它依托的“历事”而并非其“文字”！毛宗岗甚至声称“今人下笔，必不能如此之幻，如此之巧，然则读造物自然之文，而又何必读今人臆造之文乎哉”，将文学的想象和虚构一笔抹倒。
——其实，毛宗岗也不是只要历史不要文学，我想他大概将文学与历史混作一谈，那些文学性较强、出于创作者虚构的情节（比如“草船借箭”、“诸葛祭风”之属）大多被他“宽容”地当作了历史来看待！也正因为此，他一面称不必读今人臆造之文，一面对罗贯中臆造的“七擒孟获”赞不绝口，称：“只一卷汉相南征记，便抵得一部《西游记》矣。”
下面，便让我们大略地对比毛本文字在“五丈原”情节上与嘉靖本的区别，同时关注毛宗岗的回首总评和夹评，这真是一件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事。
五丈原情节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毛宗岗评改本
“遗巾帼”诸葛亮书信内容 懿拆封视之，书曰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尝闻管子有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切惟司马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 懿拆视其书，略曰：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
“遗巾帼”情节中司马懿反应 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视我为妇人耶？吾且受之。” 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
众魏将请求出战 懿笑曰：“吾非不敢出战而甘心受辱也。” 懿曰：“吾非不敢出战而甘心受辱也。
司马请战之表章内容 其表曰：臣司马懿谨表 臣才薄任重……旦夕将效死一战，以报先帝之大恩，陛下之重禄…… 睿拆表览之。表略曰： 臣才薄任重……旦夕将效死一战，以报朝廷之恩，以雪三军之耻。
辛毗持节 辛毗传诏曰：“再有敢言出战者以违制论之。”众皆倾服。 辛毗宣谕曰：“如再有敢言出战者，即以违旨论。”众将只得奉诏。
孔明识破司马懿上表之计 孔明曰：“……故散布此言也。”众皆拜曰：“丞相有万里之明也。”忽报费祎到…… 孔明曰：“……今又播传此言，欲懈我军心也。”正论间，忽报费祎到……
孔明旧病复发 孔明听知，长叹一声，昏倒地上……而言曰：“吾心神昏乱，旧疾忽发，寿死必不远矣！” 孔明听知此信，长叹一声，不觉昏倒于地……孔明叹曰：“吾心昏乱，旧病复发，恐不能生矣！”
孔明观天文见将星昏暗 维乃泣曰：“丞相何故出此言也？” 维曰： “丞相何出此言？”
孔明禳星之祝告青词 孔明拜伏于地曰：“亮生于乱世，隐于农迹，承先帝三顾之恩，托幼主孤身之重，因此尽竭犬马之劳，统领貔貅之众，誓以讨贼。不忆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谨以静夜，昭告于皇天后土、北极之辰：伏望天慈，俯垂鉴察！”祝告已毕，乃读青词曰：“伏以周公代姬氏之厄，昱日乃瘳；孔子值匡人之围，自乐不死。臣亮受托之重，报国之诚，开创蜀邦，欲平魏寇，率大兵于渭水，会众将与祁山。何期旧疾缠身，阳寿欲尽，谨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慈，曲延臣算，上达先帝之恩德，下救生民之倒悬。非敢妄祈，实由恳切，下情不胜，屏营之至。” 孔明拜祝曰：“亮生于乱世，甘老林泉，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马之劳，誓讨国贼。不意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谨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慈，俯垂鉴听，曲延臣算，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克复旧物，永延汉祀。非敢妄祈，实由情切。”
孔明禳星时生活状态 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止，醒而复昏，昏而复醒。 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止
禳星至于第六夜主灯明亮 却说孔明在帐中乃祭祀到第六夜了，见主灯明灿，心中暗喜。 孔明在帐中祈禳已及六夜，见主灯明亮，心中甚喜。
魏延踏灯 孔明弃剑而叹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主灯已灭，吾岂能存乎？不可得而禳也！” 姜维大怒，急拔剑望魏延便砍。 孔明弃剑而叹曰： “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魏延惶恐，伏地请罪；姜维忿怒，拔剑欲杀魏延。
传授姜维 孔明乃与姜维曰：“……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将军可授之。切勿泄露！” 孔明曰：“……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汝可传我书。切勿轻忽！”
李福奉旨军中问安 （李福）入见孔明问安。孔明令坐，而言曰：吾不幸中道而亡，虚废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也。 （李福）问安毕。孔明流涕曰：“吾不幸中道丧亡，虚费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
孔明长叹 孔明泪流满面，长叹曰：“吾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我其极！” （孔明）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孔明嘱咐杨仪已定下“走司马”之计 孔明写毕，分付杨仪曰：“吾死之后，不可发丧。若司马懿来追，将吾先时木雕成吾之原身，安于车上，以青纱蒙之，勿令人见。汝可一顺一逆布成长蛇之阵，回旗返鼓。若魏兵追来，令人马不许错乱，却将吾原身推出，另大小将士左右而列。懿若见之，必急走矣。待魏兵退去，方可发丧。丧车上可作一龛，坐于车上，用以米七粒，少用水放于口中；足下安明灯一盏，置柩于 毡车之内，军中安静如常，切勿举哀，则将星不坠矣。吾阴魂自起镇之。先令后寨先行，然后一营一营，缓缓而退。汝等文武皆尽心报国，不可负职也。” 孔明写毕，又嘱杨仪曰：“吾死之后，不可发丧。可作一大龛，将吾尸坐于龛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内，脚下用明灯一盏；军中安静如常，切勿举哀，则将星不坠。吾阴魂更自起镇之。司马懿见将星不坠，必然惊疑。吾军可令后寨先行，然后一营一营缓缓而退。若司马懿来追，汝可布成阵势，回旗返鼓。等他来到，却将我先时所雕木像，安于车上，推出军前，令大小将士，分列左右。懿见之必惊走矣。”
李福复返询问后继者 孔明曰：“公此一来，必是天子问谁可任大事。蒋公琰可矣。” 孔明曰：“吾已知公复来之意。”福谢曰：“福奉天子命，问丞相百年之后，谁可任大事者。适因匆遽，失于谘请，故复来耳。”孔明曰：“吾死之后，可任大事者，蒋公琰其宜也。”
孔明逝世 福欲又问，孔明不答而逝。 孔明不答。众将近前视之，已薨矣。
诗文追悼 陈寿、杨戏、元微之、白乐天、程伊川、姚伯善、陈兰石、楚菊山、叶士能、胡曾、朱 、习凿齿、南轩张氏、李兴、尹直十五人评赞 杜工部、白乐天、元微之等三人诗作
司马观星料孔明已死 懿大惊曰：“今诸葛孔明死亦。” 懿惊喜曰：“孔明死矣！”
走生司马 司马懿纵马奔走五十余里，背后两员将赶上，扯住马嚼环而言曰：“都督勿惊，蜀兵去远了。” 司马懿奔走了五十余里，背后两员魏将赶上，扯住马嚼环叫曰：“都督勿惊。”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二将曰：“都督休怕，蜀兵去远了。”
司马观孔明所扎之营 懿叹曰：“此天下奇才也！”众将观之，无不骇然。 懿叹曰：“此天下奇才也！”
蜀军哭思孔明 川兵皆撞跌而哭，太半不食，死者无数。 蜀军皆撞跌而哭，至有哭死者。
从上表中看出，在“五丈原”情节上，毛本之于嘉靖本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作了部分文字上、情节上的通顺工作，尤其值得赞扬的是“孔明定下走仲达之计”处，他的整理使嘉靖本中复杂凌乱的文字变得更清晰、有条理；2、删除了书信、表章、青词等文字资料里繁复、格式化的部分，使其简单明了；3、删除大量后人评赞，使小说情节更为流畅，读者思路也不至被打乱；4、点染字句，使文中张扬蜀汉、贬低曹魏、歌颂孔明、嘲笑司马之意愈为明显；5、对“李福复返”情节作了些更接近史料的修改和补充；6、添加少数细节，尤其是“我有头否？”一问，活画出司马狼狈的情状；7、删减掉部分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罗贯中对孔明无休止的“依恋”。
我觉得：总的说来，就“五丈原”这一段看，毛宗岗的修改较为成功。其不足之处，则在于他删除了一些对孔明艰难的生存状况的描写，如“醒而复昏，昏而复醒”、“泪流满面”等，我想这大概是他还不能完全领会罗贯中对孔明的深情一片，也不大愿意将孔明临终前的苦难直呈于读者面前。
再来看看毛宗岗的评论。回首总评中他很少说到仲达，而将绝大多数文字用于表达对诸葛亮的敬重、爱戴之意。
最喜欢下面两段，它们将孔明的执着与艰辛剖得淋漓尽致：
人知武侯之智不可及，不知武侯之愚不可及。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后为之，此智者之事也；不能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亦为之，此愚者之心也。不能料其事之必败必钝而蹈之，此愚而愚者之事也；能料其事之必败必钝而终必蹈之，此智而愚者之心也。先生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然则伐魏之无成，出师之不利，先生料之熟矣。明明逆睹而乃云非所逆睹者，何哉？盖以智而愚者，自尽老臣之责；而仍以愚而愚者，上杜幼主之疑。
武侯之死，尚在数回之后，而此处表中结语，早下一‘死’字，已为五丈原伏笔矣。先生不但知伐魏之无成、出师之不利，而又逆知其身之必死于是役也。以汉、贼不两立之故，而至于败矣不惜，钝矣不惜，即死矣不惜。呜呼！先生真大汉之忠臣哉！文天祥《正气歌》曰：‘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殆于后一篇而愈见之。”
第九十七回回首总评
死为定数，而武侯有不欲死之心，何也？曰：念托孤之任重，则不可以死；念嗣君之才劣，则不可以死；外顾敌之未灭，而内顾无一人堪与我匹者，则又不可以死。不可以死而死，此武侯所以不欲死也。虽然，人事已尽，则亦可以无憾于死。无憾于死，则不可死者其心，而可以死者其事也。老泉以不可死者责管仲，而独不能以此责武侯，则武侯之死，殆贤于管仲多矣。
第一百四回回首总评
另外第一百四回回首总评中“则出将入相之孔明，亦弹琴把膝之孔明耳”之句，也颇使人心动。
而在各回夹评中，毛宗岗于诸葛、司马的评论，明显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笔调：对前者的感情是尊重、叹服、痛惋的，对后者则洋溢了嘲弄、轻蔑和讥笑。其相关的主要文字略见下表：
基本情节 毛评司马懿 毛评诸葛亮
问寝食 更无别策，只好咒他死。却不想受了他巾帼女衣，是竟为孔明之妇矣，若咒死了他，则是真正寡妇也。 武侯亦自料其不久于人世也。 正是鞠躬尽瘁之意。
众将请战司马上表辛毗持节 主将已是雌了，众人雄出甚么来？ 老儿油嘴。 此时不独司马懿为妇人，曹睿亦为妇人矣。 此法瞒不得辛毗，怎瞒得武侯耶！
诸葛禳星司马观星派将试探 幸灾乐祸，只缘无可奈何耳。 此时何不奉天子诏？ 是非为己请命，而为汉请命也。 一发食少事烦。
孔明定下走司马计孔明逝世 既惊又喜，写仲达忌孔明之甚。 既喜又疑，写仲达畏孔明之甚。 抱病如此，料事到底如神！ 千古以下，同此悲愤！ 神奇之极！ 前用木牛、木马，今又用木人，何先生之善能驱使草木也？ 更是神奇之极！ 奇绝！
走生仲达 只好在无人处耀武扬威，想因孔明死后，特到营中来吓鬼净宅耳。 此是铭旌耳。犹认作帅旗，可发一笑。 畏蜀如虎，见死虎亦认作生虎，可发一笑。 如无头尚然会走，则陨星安得便死！ 被死人吓怕，连活人也几乎不认得。 人如孔明，虽木人可当活人；不似今人，活人却像木人也。 武侯原是如生，仲达几乎吓死，直可谓之生诸葛走死仲达耳。
蜀汉军退司马长叹蜀军哭思 无耻！ 可知以前却是夜眠不贴席也。 使人畏威易，使人怀德难，孔明何以得此于蜀军哉！
细看过这些文字，我想不必再多说什么。不惟司马与孔明活现于读者面前，便是毛宗岗，也如此生动、如此丰富地出现在了我们身边！
（写到这，论文已可结束。实际上，其上交期限就在眼前。尴尬、艰难的我却还想写一点影响，写一点特别的东西。希望大家不要责备我行文的紊乱，我只是在说些自己想说的话。）
演义小说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它几乎侵入社会里的每一个角落，侵入每一种文学体裁，侵入每一种民间艺术。
在史学界，有明人吴从先的《陈寿史论》，现节录其文如下：
草庐一语，天下三分，跨有荆、益，若把握掌中。而寿贬之曰：“用兵非其所长。”又何心也？夫寿，式之孙也。箕谷之役，式为魏延裨将，延以不用子午之谋，谤语腾沸，而式助其猖狂。卒至丧师，兵败城陷，孔明深自贬削，及罪延，而延嫁祸于式，式以此就诛。则诛式者延也，非孔明也。况师亡将死，理势固然。寿以私怨，故流文非词哉。是寿之诋孔明，报箕谷也，非俟后世也。以孔明之贤，其任天下，则伊尹也；其辅幼主，则周公也；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则子房也；其文章，则董、贾也。缙绅不没其功，家法犹神其术。惜天不假年，功隳半途，志淹三分，使汉不得再兴为恨耳！当时孔明受姜维之请，运祭斗之法，欲延一纪以报先主，而其事不果。先儒言之曰：“孔明亦知纪之不可延，特以请祷之诚，维心甚盛，且以示天命之不可强联，人心之莫能解者也。向使得延一纪，则两年可以灭吴，三年可以灭魏，三年制礼作乐，四年坐享太平。则天下万世，奄为汉有，而继作之君，将何以克享天命耶？是孔明必不可延者纪也。”若是，则孔明且与神圣比洁，而区区用兵，岂藉以见长？而寿乃以此短之也。欲为王父吐气，而不顾公非。执以绳寿，寿将何辞？吾故曰：唐史且失之，而又何怪后之传讹者也。
此文真可发人一笑！为“用兵非其（诸葛亮）所长”之语，吴从先将陈寿骂得体无完肤。但他责备陈寿私心为“王父吐气”事，及为孔明辩白时列举的事例，全都来自演义而非史册！至于其解释孔明禳星不就，“必不可延者纪也”的言语，则更荒诞不堪。
在文人诗文中，亦有大量作品引用了出于演义的典故，他们并且遭受了另一些人的批评。如：清人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卷五载：
落凤坡之称，盖小说家妆点之词，而后人遂以名其地。所谓俗语不实，流于丹青者，此类是也。王新城诗中，有吊庞士元之作，竟以“落凤坡”三字著之于题……此不容以作者名重而遂置不论，开后人用小说之门也。
其《柳南续笔》又有：
既生瑜，何生亮”二语，出《三国演义》，实正史所无也，而王阮亭《古诗选凡例》，尤悔庵《沧浪亭诗序》，并袭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犹不免此误；今之临文者，可不慎欤？
清人严元照《蕙 杂记》中也称：
演义、传奇，其不足信一也，而文士亦有承讹袭用者。王文简《雍益集》有《落凤坡吊庞士元诗》，士元死于落凤坡，自演义外更无确据。
清人王侃《江州笔谈》中亦称：
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真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
在下层民间，则鲜有人不知演义不知三国。
如清人钱澄之《田园杂诗》，描画出乡间老翁之于演义的浓厚兴趣：
邻舍有老叟，念我终岁劳。日中挈壶 ，饷我于南 。释耒就草坐，斟出尽浊醪。老叟自喜饮，三杯兴亦豪。纵谈三国事，大骂孙与曹。吕蒙尤切齿，恨不挥以刀。惜哉诸葛亮，六出计犹高。身陨功不就，言之气郁陶。嗟此异代愤，叟毋太牢骚。
又如，近人解 的《小说话》中言：
《三国演义》，在下等社会，最占势力，甚至负贩，亦皆知名。……昔在学堂中，一同学作文，误引用《三国演义》，教习作谑批曰：“放着《纲鉴》你不看，便把《三国演义》来 。”后又误引，又批曰：“又来了。”见者无不捧腹。
不惟民间，便是上层统治阶级，也深受演义的熏染。比较有趣的事情发生在雍正帝与郎坤之间。清人奕赓在《管见所及》书中记载了这件事：
雍正六年，廷臣奉谕，各保所知者一人。护军参领郎坤因奏：“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臣焉敢妄举。”世宗谕曰：“必能胜诸葛亮始行保举，则胜于诸葛亮者，郎坤必知之，郎坤从何处看得《三国志》小说，即欲示异于众，辄敢沽名具奏，甚属可恶，交部严审具奏之。”
而据《雍正上谕内阁》载，郎坤最终“著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郎坤实在是太冤枉了。诸葛亮误用马谡之事并不只在演义里有记载，实际上，这是正史的内容之一。雍正本人也许只看过演义却未通正史，他想当然地觉得郎坤是“将《三国志》小说之言，援引陈奏”！
（呜呼！郎坤披枷受刑之时还必得对这个糊涂的、刻忌的雍正帝感激涕零，因为兵刑二部最早给他定的罪是处斩！雍正“明察秋毫”才保住了他一条性命。）
演义之后，且出现大量的后续、翻案小说，如西蜀酉阳野史编次、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新刻续编三国志》、晚清陆士谔著《新三国》、民国徐捷先著《反三国》、周大荒著《反三国志》等。
（有观点认为这类小说是演义艺术走到顶点之后、难以再向前发展的产物。然而我想：如此作品也许正提供了一条使演义文学自史学中独立出来的道路。它们写的是不存在的“史”，这恰可使人们的想象力得到最大的发挥。可惜的是，因为缺乏对历史的深刻把握力，后续及翻案作品大多比较庸常——可我们也不能因为没有好作品问世，便堵塞了一条可能的、有前景与潜力的路途。）
这类小说写得都不够好，我却还在努力搜寻。我希望看见一些异样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希望看见一些奇妙的、美丽的语言。翻阅过小说、戏剧、传奇，我看见了子弟书。
对子弟书我了解得不多，也没有权力滔滔不绝地贩卖从别处摘抄来的知识。想说的只是它与众不同的文字，和我在阅读时非常感性、非常真实的思索。
子弟书中有《叹武侯》一段，现节录清代别 堂抄本如下：
秋风五丈原辞世，三魂渺渺魄悠悠。先生再有十年寿，把一统华夷在掌中求。他乡在外谁挂孝，三军将士守灵丘。哀书一到成都府，百万军民血泪流。蜀国大小成悲怨，处处哀声痛武侯。这是你，努力勤王为名分，这是你，思念先君三顾由，这是你，报答君王称相父，这是你，赤胆忠心不自由。你自要，两手补完天地缺，你自要，一心分免帝主忧，你自要，扫灭烟尘成一统，你自要，万里江山尽属刘。当年一股英雄气，除死方休是尽头。再不得，清堂画阁把瑶琴抚，再不得，水阁凉亭垂钓钩，再不得，子午焚香观斗柄，再不得，创成弓弩暗阴谋，再不得，文官队内称元老，再不得，武将班中作武侯，再不得，鸡鸣早上金銮殿，再不得，夜晚方出五凤楼，再不得，分移将士三千客，再不得，临边调领众貔貅，再不得，苦苦兴兵熬岁月，再不得，凄凄汗马度春秋。世上多少高年叟，先生何故早西游？莫不是，博望烧屯伤天理？莫不是，赤壁鏖兵垛下罪仇？莫不是，周郎冥冥施现报？莫不是，王郎阴阴气堵喉？莫不是，藤甲冤魂来索命？莫不是，水路阴灵作对头？因甚的，口口之吐鲜红血？因甚的，阵阵昏迷气减柔？因甚的，西风扑面凉如水？因甚的，苤骨生寒一命休？谁叫你，盖世奇才过管乐？谁叫你，神机妙算胜孙谋？谁叫你，立意要把强徒灭？谁叫你，损书肝肠把名留？也是你，天生成谨慎多才调，也是你，体性忠良广智谋，也是你，累败曹兵心胆怯，也是你，东吴三江血泪流。从今后，西川塌了擎天柱，从今后，中原绝了心腹忧，从今后，软弱刘王无依靠，只落得，老妻幼子泪盈眸，只落得，凛凛前后出师表，只落得，荡荡威风八阵休，要想先生重睹面，只看行图在五凤楼。
如果说大家尚能将《三国演义》当作历史读物，我想：绝不会有什么人，能将这篇《叹武侯》也当了白话本的史书！
阅读它时我一心以为：这是个女孩子写的吧？或者，这是为女孩子写的吧？这怀了“叹武侯”心思的人，应该是一个深爱孔明的女孩子吧？
之后我又看到《叹武侯》段子的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抄本，有文字如：
世上有多少年高叟，为什么丞相早仙逝？……为什么你口口只吐鲜红血，为什么渐渐昏迷神不收，为什么你悠悠气短难接续，为什么你凛凛身材一旦休？从今后西川倒了擎天柱，从今后中原绝了心腹忧，从今后昏庸后主无依靠，从今后汉室的江山不得久留！只落得朗朗前后《出师表》，只落得耿耿忠心志未酬，只落得巍巍八阵图空设，只落得烈烈英名青史留！这才是后主无福在西川坐，把一个干国的忠良一命休；若要与先生重睹面，除非是画影图形在丹凤楼。
于是更愿意相信我的判断。
——这里没有生平业绩的堆积，也没有过分的仰视和崇拜，有的是直呼其人的“你”字：这个第二人称代词使我们亲见其人、亲闻其声，愈加悲痛难忍，有的是疼痛的埋怨和对诸葛亮日常生活信息的追忆：他抚琴、垂钓、焚香观星、出入朝堂。
像这样的细节，即使在成就很高的演义中里也极少出现，即便出现，也有充分的理由和目的。比如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睡醒后吟了一首诗，浓重的生活气息却是为了表示诸葛亮的淡泊和胸有成竹；又比如“安居平五路”时，刘禅进到相府看见诸葛亮在观鱼，可诸葛亮又立即表示，他不是在看鱼，是在思考国事——也就是说，演义中的诸葛亮没有，至少是少有，自己独立于政治军事之外的生活。
子弟书却不同！这里的诸葛亮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生活，也好象拥有了一个爱他的女孩子。部分出现在子弟书里的细节显然不是为了政治、军事服务，它们非常纯粹，它们只是一颗一颗忧伤的眼泪！
罗贯中在诸葛亮死时用了十五段前人诗文以抒发哀悼之情：那是男人们的、对诸葛亮的尊敬爱重；我在子弟书里看见的这个女孩子没有诗、没有文，只有一枚淌血的心，只有最平白也是最流畅的哭泣。她责怪孔明的才华、责怪他的忙碌，甚至也迷信十足地含泪抱怨他杀伐过重、招来灾祸：因为她爱的是孔明这个男人，不是他的智慧，不是他的丰功伟绩！她浪涌一样地抒发悲伤，一遍一遍地说些没有太大意义的、相似的话语，颤抖痴心地描画孔明的昏迷状态，直哭得肝肠寸断——她知道日后再见不着她的爱人了，她知道过去的一切都已如水流走！
这里的孔明真正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男子，不能为任何人（即使是才智有胜于他、功绩也有胜于他的“别人”）取代。为此我感动良久，直到看见蒙古车王府本前面的一段引子：
尘世纷纷一笔勾，林泉审处任悠游。盖间茅屋牵萝补，开座柴门对水流。得了闲眠真快乐，吃些淡饭自忘忧。眼前多少英雄辈，为甚痴迷不转头？
它好象在嘲笑我的判断。它好象在对我说：那个哭泣的女孩子根本不存在！这引子逍遥又无情，将我的悲伤想象一笔勾掉！这时，我似乎不能不放弃自己的设想，可我真的很不甘心。
我又开始胡乱寻觅，这一次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想找什么。最终，我找到了扬州清曲，里面有《东吴小乔哭周瑜》和《武乡侯自叹》两段。
且节录《东吴小乔哭周瑜》如下：
到如今月缺花残人已逝，再不能一家团圆叙家常；再不能春日融和同赏景，再不能六日炎天共纳凉；再不能秋高气爽观明月，再不能围炉对雪看飞翔；再不能书房相对读经史，再不能花园讲武演刀枪；再不能闲着围棋消闷愁，再不能静临法帖衍时光；再不能高坐辕门传军令，再不能调兵布阵理阴阳；再不能南征北战争天下，再不能短剑长枪把敌丧；再不能雄兵百万皆惧怯，再不能赫赫威名四海扬；再不能前呼后拥多荣耀，再不能文官武将皆颂扬；再不能举案齐眉如宾主，再不能夫唱妇随国时光。你今撇我归泉下，叫我十洲难觅返魂香。前思后想愁无限，痛断柔肠泪千行。只哭得路上行人停住步，只哭得河内舟船不肯航；只哭得年老公公将头点，只哭得幼小孩儿找亲娘；只哭得山中樵夫柴不砍，只哭得溪边渔夫网不张；只哭得书生懒把文章念，只哭得美女收工入绣房；只哭得文官堂上不理事。只哭得武将营中免操枪；只哭得和尚无心把经诵，只哭得道士懒去拜玉皇；只哭得采桑妹子空回去，只哭得放牛小童转家乡；只哭得瞎子凝神听苦事，只哭得聋子睁着眼睛张；只哭得满城百姓皆嗟叹，只哭得两眼如桃血泪淌。小乔哭得真悲痛，似醉如痴意若狂。
我们看见，《叹武侯》与《东吴小乔哭周瑜》在结构上非常相似。它们一遍又一遍地使用同样的起语，前者如“这是你”、“你自要”、“谁叫你”、“也是你”、“再不得”、“从今后”、“只落得”等，后者如“再不能”、“只哭得”等。紧接这三字起语之后的，也都是内容相近、文字不同的悲情，直似音乐中的咏叹调，使人割舍不下（若说《叹武侯》情绪未能达到《东吴小乔哭周瑜》般铺天盖地、直冲而下的状态，只是因为前者起语更换得太过频繁）——既然，哭周瑜的是爱他的小乔，在相似的结构文字之后，为什么不能生存了一个爱孔明的女子？
比较而言，《武乡侯自叹》则非常单调，略录其中一段文字如下：
[数板]中原曹丕逝世，上表出师北征，兵出祁山，两军对阵，骂死王朗，雪夜破羌人，恼恨马谡，匹夫无能，将街亭失守，司马兵至西城，抚瑶琴退仲达，大开四门，天水关前，不料子龙败阵，凤凰山下，姜维降顺，一封书柬，气死曹真，缩地之法，陇上妆神，木门道上，张郃丧命，木牛流马，行走信能，上方谷内，司马父子受困，苍天不从人愿，骤然大雨倾盆，因此得逃走，永不敢出征，赠他胭脂花粉，甘为巾帼妇人。
除去功绩的积累外，这里几乎一无所有！而这也使我愈发相信：拥有别于崇敬和仰望的爱意，才能诞生如《叹武侯》般动人的文字！
于是我不再想追究“引子”与“正文”之间奇怪的不和谐，老实说文章写到这里我真的很累了。我便只相信自己的感觉——明知道这不是治学的态度，我只想放任一下心情，并且愿意相信，清代，也曾过有我这样的女子。
四、“五丈原”情节变迁之元明清结语及其他
元明清三代，因为有杂剧、平话、演义小说等体裁的出现、兴盛，因为有较出色的文人参与创作，“五丈原”情节在吸收前代史学、民间俗文学、文人诗文等多方面营养后，进一步完善发展，进入演义文学的领域。尽管多数人、甚至是作者自身，都更愿意将它当作了历史的附庸，我们却分明地看见，文学醒目的光彩，是什么都遮挡不住的；文学从历史里脱离、独立，也是大势所趋。
成果比评论更吸引人。
我前面的评论、归纳也够多了。
我不想一条一条地、再次重复之前的话语：关于演义里史学、俗文学、文人诗文各自占据的比例及它们与演义文字的关系。最后想说的是：通过这种对“五丈原”情节变迁的追究，通过这类似于“资料汇编”的工作，我们能发现什么，我们苦苦寻找、证明的又是什么。
“孔明秋风五丈原”是一个很突出也很有代表性的“情节”，由这颗水珠当可看出太阳的光辉。我们走过横贯千年漫长旅途，在关注“五丈原”的同时，也大致见得我国古代“历史类文学”（包括民间说唱、平话，文人咏史之作、历史题材的杂剧及历史演义小说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史学”（以史书为载体）的关系：
（一）大多数情节的来源可分为两支：一是史书的记载，一是民间流传的故事（这故事不一定全都属于虚构）。这两条线索不可能完全独立、互不相干地发展：史书文字可能汲取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成分（如“死诸葛走生仲达”，又如《史记》中“刘邦斩蛇、老妪夜哭”）；民间故事在流传、讲述中也可能会有人从史书中获取信息，对它作一定程度的“拨正”工作——实际上，因为社会状况、流传范围等原因，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战乱的时代可能会使它发生某种程度的断裂，要修补这种裂痕，则势必依赖于前代文字——其中包括史书的部分记录。
（二）我国古代史书包括了正史与野史两部分。其野史作者大多比较关注奇特、新鲜的情节，虽然在主观上他们它当了“历史”来记录，但不可避免的，在运用文字时，他们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文学”想象与虚构的痕迹。这些记载为“历史”增添了格外的魅力，也吸引了后代小说家的目光。显而易见的是，在我国古代演义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篇章直接取自于前代野史。
另外，自司马迁《史记》以来，我国正史多为纪传体，以个个人物为单位讲述故事，这难免会给后世小说家演绎故事造成一定难度。所幸，正史之外、之后往往有“编年体”的存在，可敬的史家们做了大量的史料通顺、整理工作，小说家在创作时极大地得益于篇章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更多地借鉴了《资治通鉴》而非《三国志》），当然，其文字间也不能避免地流露出一些抄录的痕迹。
（三）生存在史学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里，我历代文人对历史怀有丰富的兴趣，这促使了大量咏史作品的诞生。在这些作品中，文人们情感充沛，他们将自身情绪、遭遇与前代的英雄风云比照叠和，为单纯的“事实”找到动人的“情感突破口”——这一点，在冷峻的史书、热闹而追求情节性的民间故事里都难以具备、达成，且恰恰又是后代演义小说等作品中必不可缺的精神支柱。我们在演义小说中经常看见“后人有诗言曰”的字样：某些时候，小说家正是用这种方式较为精练地概括了一段情节的情感倾向。
（四）我国古代演义小说的情节大致有三方面来源：一是个人创造，二是史书记载，三是民间俗世讲唱、杂戏。个人创作当然占据了最大的比重，然而我们注意到，“创造”与“史载”仍有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
就现在来看，演义小说当然应属“文学作品”的范畴，但在中国数千年的、古老的史学文明笼罩之下，我国古代小说家、评论者们无疑更愿意将它当作了“历史通俗读本”来看待：小说家一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历史附庸（如此定位颇使他们满意），如“有志图王者”的罗贯中便谦虚地自称为陈寿之“后学”；评论者们在评价演义时，一个突出标准是它是否具有充分的“历史真实性”，之后再看其语言是否通俗、大众，看它是否能将“历史”从艰涩的典籍里带出，带进人们所习惯的日常语言、日常生活。
……
也正是这种种关系、情状，决定了我国古代历史类文学，尤其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特质。
如：因为其主要来源是史书与民间故事，我国古代演义小说经常表现出某种情节取用上的不和谐，现实、荒谬、谨严、油滑时常被糅合于同一个情节、同一部小说之中（“五丈原”中，既有现实如“遗巾帼”、“问寝食”者，又有荒诞如“禳星”、“压制将星”者）。
又如：因为它与史书关系极为密切，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定义为白话本、通俗本的“史书”，众人对其“真实性”总有比较高的要求（这正是其与西方史诗传统截然不同的所在），“七实三虚”被认为是较好的情节创作结构，这一观念甚至延续到今天，在对历史小说的评价上，很多人习惯性地去追究它与史实的差别、出入。
……
慢慢地在历史、文学里行走，确是一件辛苦又幸福的事情。真的，我愿意当一个默默的观看者，当一个诚恳的感受者。
我说过：“人类的眼睛需要被滋润，正如我们的心灵需要被打动。”
（这篇文章写得可真够长。
老实说，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着驾驭这么长的论文文字，足足写了一个半月，真的好累。我想：指导我写作这篇毕业论文的邵毅平老师一定也很累。这一个半月来，多得邵老师的指教和帮助，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激！我很想写出一篇使人满意的文章，但就现在的水平和我所拥有的时间，大概也只能写成这样子。其中还存在诸多不足，真的很希望邵老师原谅。）
恩……
这个东西，里面的若干注我暂时都没有办法加入 另外一些格式上的问题……也无法很好地处理~因为在家里上网实在是一件辛苦的事……咳，只好暂时地在这里贴一份
相信~~~~~有兴趣看的人~那么……还是会……勉强看看的：）没兴趣的么：）这么长~也实在不必看了：）
啊啊啊啊啊~~``` :loiter: [liubixue]
GG~~`GG~~``好GG~~~`
第一天上班就看到了这样的好东西~~~~~ :wait:
全部全部~`收藏~~~``拿回去慢慢看来~` :lovelette
顺便~`你好好养伤哦~多多注意身体~` !!crycry
老实说，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着驾驭这么长的论文文字，足足写了一个半月，真的好累。我想：指导我写作这篇毕业论文的邵毅平老师一定也很累。这一个半月来，多得邵老师的指教和帮助，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激！我很想写出一篇使人满意的文章，但就现在的水平和我所拥有的时间，大概也只能写成这样子。其中还存在诸多不足，真的很希望邵老师原谅。
看到最后~`不知说些什么~却又想留些什么~~`
不善记忆的我~`一乘火车~记住了一句诗~`
嗯~这个偶大胆的~``加精、楼上雅座收藏了~~```（乍着胆子向辛夷斑竹挑战~``咳咳~``）
虽然看着很累，而且不是小说一类可读性很强的文学，但是感觉真的真的很好（至少偶这么认为~），而且资料相当丰富~`真正随他走进之后，发现里面充斥着太多的感情和感性的光泽~`那一泻而下的真情，持久的打动着我~~``
虽然已经不能代表子君现在的水平，但是作为她的本科论文~~`哎哎~`诸葛丞相呦~`五丈原呀~~~~```
那个~咳咳~`做什么也改不了Y的本性~~~
那个，就私人感情~`这个是关于诸葛亮的论文，而且资料竟然如此之丰富，就在GG跟我谈论过那么多的关于孔明的东西之后，里面仍然发现了很多新的材料吧~`咳咳~~`（BS自己呀BS）
前几天，偶又细细读了一遍，看到里面，有太多的情节可以YY~~`而且有很多是子君一些文、一些片断的原型吧~还有就是，这篇是偶读的认真程度紧次与“不必”和“BT语录”的一篇~~`哎~~`无可救药呦~``
咳~来认错啊，着实不好意思，夹在文章中间，碍眼啊，劳烦删去吧。
有什么碍眼的这篇已经完了的~~``
刚刚偶倒是一直在出错~~~~汗汗~``
啊…………刚看完第一贴的两节眼睛就已经~~~花了……暂且歇歇~~~~
咳，那个陈寿，就这么给我们种下了YY的种子~~：）
嘿嘿~~`慢慢看吧~`里面还有好多别的YY的种子~~~`
7W多咯~`咳咳~~~
唔？是本科论文啊……如果是现在再写，定然会从第一行就紧紧抓住读者的心的：）
唔？是本科论文啊……如果是现在再写，定然会从第一行就紧紧抓住读者的心的：）
听子君说的~~~`活活~`` :cheers:
7W多……呃……好罢，那个……我先去吃饭，炖排骨……咳，那个：）子君要发些YY资料才好，活活！
啊。。。看完了，很认真地看完的，每个论点都记在心上了，以后拿去作谈资，咔咔，不学无术的某人。。。
一向没有勇气看这么长的论文的，我在想我的毕业论文该怎么办。。。
子君大人给俺上了一课，从“秋风五丈原”这个单一情节衍生出许多东东，感觉像是三国周边发展史了。。。
没啥话可说的，总之拜倒~~~~ps:炒冷饭会不会被罚。。。。
郁闷死我了
刚校完三章诸葛亮传 明天还有九章要对付
555555555555 这才知道 不应该虚度周六、周日之光阴啊！
顺便灌一水……汗汗~` 看到卧龙MM的回贴 哎~现在写冯至的论文~我似乎也不能~从第一行就抓住读者~不过……论文这东西~MS确实不是为了抓住读者而产生的
就算是 这一篇论文 也只好给有兴趣的人看看 要人从里面诞生兴趣 恐怕……诚为难矣！
老了……又想起写这个时候的往事了。每天5000字，在机房呆8个小时以上，午饭天天用面包将就。
现在，还真的……做不到了。
SAMA新贴的文我以前MS看过~今天没力气再看了……明天~用来当作~校对闲暇的~~消遣~`5555555555，多艰的人生……:~~~( :~~~(
另外，楼上的楼上的姑娘~你在历史对桓大人那个贴子的批评~其实……是因为~你没有……认真看其正文吧~那个文章~是一篇“表扬”（这词……咳）诸葛亮的强文。。。
另外，楼上的楼上的姑娘~你在历史对桓大人那个贴子的批评~其实……是因为~你没有……认真看其正文吧~那个文章~是一篇“表扬”（这词……咳）诸葛亮的强文。。。
哦？真的？惶恐惶恐死罪死罪。。
我真的没有看文，光看了题目，心想，又是一篇翻案的，条反之~！
于是说了不负责任的话，明天中午起床就去读来，然后赔罪。。。
再度惶恐惶恐死罪死罪。。。自pia
其实~~MS你还欠我一篇第一人称的丞相哦~`哇哈哈哈~`
我尽量有空时再倒腾出一篇来敷衍远版~~她说~~你，你~你不可以叫我远猫~~~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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